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得到社会各界热烈响应。这其中，作为华南抗日斗争的生力军，广东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主动组织、参与青年军事训练，为抗日救亡贡献青年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青年运动经历了从潜伏到公开、从无序的个别运动到集中的有计划的策动，进而向统一路径迈进的三个阶段。其中，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等青年救亡团体的发展历程，生动体现出广东青年在民族危亡面前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潜伏到公开的尝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由此开始，全国政治军事形势发生显著变化。在新形势的推动下，广东地区青年救亡运动随之发生转变。

卢沟桥事变之前，广东当局对青年救亡运动已有部分开放，但仍以限制的态度为多。卢沟桥事变之后，社会各界对于抗日的要求更加积极，由中大、广雅、执信等十余校同学自动联合发起的华北抗敌后援会运势而生。

真正以青年统一战线姿态出现的是广东青年救亡同志会。它的发起适应了广大青年工作者抗日救国的诉求，所以集合在广东青年救亡同志会旗帜下的救亡青年反应积极。但之后，在广东当局“份子复杂”的借口下，广东青年救亡同志会被迫解散。它虽昙花一现，但给之后的广东青年救亡运动打开了一条团结一致、集中力量的抗敌救亡新路径。

1938年8月，日军对广州进行了空袭。经过大轰炸的打击，初期广东青年救亡运动散漫、紊乱、无计划的弱点显现了出来，青年运动一时陷入半停顿状态。

从无序的个别运动到集中的有计划的策动

受日军大轰炸刺激，广东当局对青年运动的态度转为积极。于是，各种新团体和刊物有如雨后春笋般勃发而起。

团体方面，除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救亡呼声社外，平津同学会、留东抗敌后援会、中大御侮救亡工作团、碧荔社、光荣社等新团体都在这时期先后产生。刊物方面，大小刊物如《游击队》《抗战大学》《救亡呼声》《抗日旬报》《青年先锋》等也都很活跃。但这些蓬勃发展的新团体名目繁多，缺少整体的组织计划，以少数积极分子为领导核心及缺乏有力干部团队，从而导致工作盲目重复。

鉴于事实上的困难和个别发展的紊乱，各团体均切实感受到青年运动有从无序的个别发展到集中计划策动的必要。首先适应这一要求的是抗战教育实践社的成立。它由一批开明的上层教育名流发起，并从“教学做合一”着手，通过团结和训练青年干部的方式促成救亡步调的一致。因本质所限，抗战教育实践社最终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在转向统一的过程中迈进了一步。其次，就是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的筹备与成立。该团体的成立把存在意见分歧的广东文化力量集中起来，实现集中的有计划的策动。但它仍旧未能有效完成真正统一、切实工作的使命。

总之，第二阶段的广东青年运动从无序的个别运动逐渐向集中的有计划的策动转变，既发展了第一阶段的青年运动，也为未来青年运动走向统一奠定了基础。

青年运动向统一路径迈进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广州青年学生义愤填膺，举行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示威大游行。这是在广东青年有了团结集中力量的要求下，由17个学校团体事先经周密部署而后发起的抗日救亡行动，在广东青年运动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广东随后开展的一系列青年运动具有一定规模，且逐渐向有组织、有计划和采取统一行动转向。

其中，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是抗日战争时期涌现的青年组织的典型之一。1937年冬，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根据当时广东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情况，借鉴北方中共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经验，决定“在广东建立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全省统一的青年抗日队伍”。

1938年1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策动下，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救亡呼声社、青年群社、平津同学会、留东同学抗敌后援会、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中大附中青年抗日先锋队、青年抗日先锋团等8个青年团联名发表《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发起宣言》，宣告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下称“抗先”）正式成立。“抗先”队员深入社会各个角落，在街头、工厂、农村、学校，通过话剧、标语、壁报、演讲等多种形式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在日军轰炸广州期间，“抗先”队员走上街头，担任防空救护工作，帮助市民疏散。队员还积极开展军事知识学习和训练，在市郊石榴岗举办大型军事露营训练，逐渐成为一支富有组织性和战斗性的青年抗日队伍，充当战时群众动员的先锋组织。

不难发现，“抗先”反映了广东青年运动从零散、小规模向组织系统化的转变，初具现代青年运动的组织规模。据1939年10月和次年1月的《广东青运工作报告》统计，全省“抗先”队员有1.2万多人。另外，通过“抗先”联系的农民同志会约3000人，自卫团2000多人，妇女团体约7000多人，开办民校200多间，参加民校的有数万人，“抗先”成为广东最大的青年救亡团体，也是当时全国三大青年救亡团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