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坚定的逃离，脆弱而动人
——读《威克菲尔德》有感
□ 张 进
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从波登大学毕业以后，霍桑把自己闷在二楼的房间里，几乎不与母亲及其他人说话，整日写他那些或怪诞或恐怖的故事，一写就是12年。这是一段漫长的半隐居生活，他处在孤独中，只能与自己为伴。霍桑并没想追求这种生活，而似乎是顺其自然地依从了生活的流向，莫名进入了异于常人的生存境地。
他曾写信解释自己的这段生活：“这是一间中了邪的屋子，因为千千万万的幻影盘踞整个房间，有些幻影如今已经问世。有些时候，我觉得自己待在坟墓里，寒冷、动弹不得、浑身麻木；有些时候又觉得自己很幸福……”
霍桑用“幻影”定义自己的小说是恰如其分的。其故事无论是怪诞、恐怖，还是带有宗教色彩，都像是作者的幻想。幻想的界限相当清晰，它不脱离尘世，不升入高空、坠入空想，而是“与现实接壤”。
在《威克菲尔德》的第一段，霍桑推脱说，这则故事不是他个人创造的幻影，而是从某份杂志或报纸上看到的“真人真事”；紧接着他又说了故事的梗概：一个姑且叫威克菲尔德的伦敦男人，突然毫无征兆地离家出走，住到隔壁街道租来的房子里，整整20年没有回家。20年后，他又突然回到家里，“仿佛才离家一天似的”。
事情如此简单，似乎可以就此打住了。但接下来，霍桑引领读者开始幻想。如果我们把从报纸上看来的这个故事看作霍桑的幻想，那接下来的想象，可以说是幻想的幻想。“威克菲尔德是何等样人呢？咱们尽可自由想象。”想象中，霍桑给了威克菲尔德年龄——中年；性格——在所有丈夫当中，他大概最忠实，因为生性疏懒，感情不论何处寻到归宿，就安营扎寨。他脑筋聪明，却不爱动，老是懒洋洋地遐思，漫无目的。他思想萎靡无力，很难抓住恰当的词语表达。
他莫名离家出走，备受煎熬，曾想立刻冲回家去，却克制住了自己。他日复一日地在可以看到家的地方孤独地活着，从社会意义上说，是几乎像死人一样活着。他习以为常的社会角色没有了，巨大的社会之舟少了一枚小小的钉子，其中的伦理道德、责任义务、权利秩序不再对他起作用，但20年的独居让我们看到，原来他（我们）连小钉子都算不上。妻子也曾因为他的出走生过一场病，但不久便认定他死了，虽然怀着悲痛孀居，也渐渐没什么影响了。总之，威克菲尔德出走引起的微小波澜，很快复归平静。然而，当生活已经习惯了没有他的存在很久之后，他又回来了，还“从此成为温存体贴的丈夫，直到去世”。
威克菲尔德的行为像是一场恶作剧，但显然又不是。毕竟，一个人有几个20年呢？也许称他的行为是一场试验更准确，或说是一次对社会秩序的小反抗、一次对社会俗套说“不”的表达。然而，最值得注意的也许是他逃离的终点“就在自家旁边的一条街上”。他的反抗太不激烈，也没有另一个方向，而是轻柔的、单纯的。
特里林在评价梅尔维尔的《缮写员巴特比》时说：“不论是被要求适应按部就班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还是被要求适应生活最简单的要求，巴特比都会做出相同的回答，‘我更愿不’——这一用语拘谨、温和，甚至文绉绉的；它所表达的否定意愿看似强度极低……他的雷声越大，他（以及我们）就越相信他所拒绝的东西的力量、利益和真实存在。巴特比表示拒绝的寡淡套语具有相反的效果——拒绝对他所拒斥的社会秩序发出清晰明白的愤怒，我们可怜的寡言少语的说不者否认它的利益和它对他注意力和理性的任何要求。”
巴特比与威克菲尔德如出一辙。他们的反抗是那样温和，甚至带着易碎的触感，却更恰当地表达出他们对社会秩序和利益之诱惑力的否认。这便是这两篇小说最动人的部分。
人生在世，当欢欢喜喜
——重读《傻瓜吉姆佩尔》
□ 王苏恩
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傻瓜式”的经典人物形象，如福克纳作品《喧哗与骚动》中的傻瓜班杰明，或是马克·吐温笔下的傻瓜威尔逊。被各种社会权力范式指向下集合而成的“傻瓜”角色，默默承受着愚弄与嘲讽的命运之轮，也始终秉持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淳朴与怜悯。《傻瓜吉姆佩尔》作为美国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主人公也是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傻瓜形象。正如余华评价这部小说般，“吉姆佩尔的一生在寥寥几千字的篇幅里得到了几乎是全部的展现，就像写下了浪尖就是写下整个大海一样”。
吉姆佩尔是小镇上的一名孤儿，从小就被镇上的人们视为傻瓜，每个人都要愚弄他一番，“吉姆佩尔，天堂里有集市；吉姆佩尔，拉比在第七个月生了头小牛；吉姆佩尔，有头母牛飞过屋顶，下了好些铜蛋。”备受嘲弄的吉姆佩尔选择了隐忍与相信，“书上说，最好一辈子当傻瓜，也不要一时作恶。”为了那个从未抵达的灵魂属地，他甚至面对妻子埃尔卡明目张胆的不忠都选择了缄默，吉姆佩尔深知肩膀是上帝给的，负担也是，一切的挣扎都将沦为善意的徒劳。在镇上所有人的眼中，吉姆佩尔的存在像一个无生命的假人般苦寂萧疏，他的愚笨成为其存在于世的唯一意义。
百般愚弄的处境之下，当邪恶之灵怂恿吉姆佩尔在面团中撒尿，有过一瞬报复之意的吉姆佩尔还是选择把尿液面包从炉膛里取出，转身离开，四处流浪。吉姆佩尔完全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和美善的，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至善”的存在，用常人难以理解的“愚笨”来应对世界的愚昧与茫然。正如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提出的“信仰与真实间的裂痕”般，吉姆佩尔并非像村里的人一样陷入信仰身份的虚空，而是自始至终恪守住信仰的“本真性”，用一派坚守人间的欢喜之态，来抵御现代社会下所迷恋的自由与伪善。
辛格赋予了短篇小说一种独特的风格——故事文本背后人类精神世界的良善希冀，用朴实无华的故事本身，来呈现一种永不过时的文学力量。在辛格的回忆录中，他提到，“我还是与一切保持距离。我已向忧郁投降，成为它的囚犯……我梦想着一种人道主义，一种伦理，其根基乃是拒绝为邪恶——那上帝带给我们的，且准备将来继续带给我们的邪恶——辩护。”诚然，辛格深知骄傲的弊端与形式的诡辩，他将写作视为一种“暂忘人类灾难的手段”，如同看似无法意识到自己的美德与善的吉姆佩尔，实则却是他对于人类生命姿态的理性凝视，一切的至暗与至善都将注入历史的地平线中，为之留存的是那些小人物背后最为纯粹且炽热的灵魂。
在歌德的“上帝神秘的作坊”里，人类妄想通过种种荒谬来探寻生命的存在之根。而辛格则始终反对这种“实验性文学”的象征性追溯，“文学当然可以描述荒诞，但文学本身绝不能成为荒诞。”辛格的第一叙事视角，是在用一种最为朴实的手段还原吉姆佩尔看似荒诞且无意义的一生背后所折射的理性光辉，傻瓜吉姆佩尔的处境既是一部关于弱者的信史，更如利剑般指向镇上的所有“施暴者”。
“这个世界全然虚幻，但与真实世界也只是隔了一层。”四处流浪后回到弗兰姆普尔的吉姆佩尔，依然和孩子们分享着关于“魔鬼、魔术师、风车”的猎奇故事。小说结尾的一段话引人深思：“大限来临时，我会高高兴兴地走。不论那里有什么，都会是真实的，没有算计、没有嘲弄、没有欺骗……在那里，即便是吉姆佩尔也不会被骗。”
小说是无数迷人的细节
——读马伯庸《长安的荔枝》
□ 李 钊
小说的细节总是迷人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诗中这一小小的荔枝背后，有无尽的历史细节和值得诉说的故事。在《长安的荔枝》中，马伯庸以历史为骨架、文学为血肉，讲述唐朝小吏李善德想方设法、历经艰辛将鲜荔枝从岭南运抵千里之外的长安的故事。透过这一历史中如尘埃般细小的事件，我们不仅感受到唐朝由盛转衰的宏大历史背景，也从中看到小人物身处职场的无奈与细小事件背后的博弈，与古代的“自己”相遇共情。
如果说主题是小说的“灵魂”，情节是小说的“骨骼”，那么细节则是小说的“血肉”，三者共备，相融相洽，小说便能绽放出迷人光彩。熟悉马伯庸作品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历史细节控”，一直坚信“唯有细节足够细致，才能将读者拖入到当时的情境中去”，以虚构的故事呈现出历史逻辑的真实。从《三国配角演义》打捞被遗漏的配角故事，呈现细节改变历史走向的力量，到《长安十二时辰》精准描摹时代生活细节，再现唐朝巅峰时期社会风土人情，《显微镜下的大明》以被忽略的地方性事件为切口，讲述细微处的古代中国，再到《两京十五日》对史书中寥寥记载进行文学演绎，呈现历史的另一种可能……史书记载往往宏阔而冰冷，以坚硬骨架支撑起历史天空，而马伯庸却从史书中常被人所忽略的细节入手，于历史缝隙做起绣花文章，讲述隐藏在宏大历史叙述背后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和小事件，并据此来挖掘历史之大、洞察人性之真，而小说《长安的荔枝》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历史只是墙上的一个挂衣钉，用来挂我写小说的大衣。”这是大仲马对于历史小说的真实和想象两者关系的妙喻。马伯庸在小说创作中，很好地处理了真实和想象的关系，他以历史为钉构建起整部小说的架构，再用文学的想象创造更有戏剧性的小说血肉，让整部小说呈现出真实的、鲜活的历史侧影。《长安的荔枝》讲述的唐朝差官飞骑为杨贵妃送荔枝的故事，是统治者为满足口腹之欲不惜劳民伤财，而百姓背负沉重苛捐杂税，连果腹温饱的需求都难以满足的真实历史剪影。虚构故事里有历史逻辑的真实，早在汉代岭南荔枝就成为皇家贡品，而如何将“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岭南鲜荔枝运送到千里之外的长安，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这便给马伯庸的文学创作留下了较大地施展空间，他虚构了一个唐朝九品小吏李善德，从他被同僚陷害而接下运送任务，南下岭南寻找荔枝转运之法，到成功找出最优解将鲜荔枝运抵长安的曲折经历中，富含官场上的风云诡谲、古代的交通运输限制、基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人性的温暖寒凉等细节。窥一斑而知全豹，运送荔枝过程中的丰富细节不仅呈现出唐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面面观，也折射出整个唐朝政治制度的腐败和冗余。透过这枚小小的荔枝可以看出，当创造过诸多辉煌的唐朝从上至下“烂透了”，走向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正应了结尾那句话：“荔枝”吃多了“上火”。
《长安的荔枝》无疑是迷人的，书中大量唐朝政治、经济、交通等细节丰富着读者的想象，而主人公李善德的喜怒哀乐是小说最能唤醒现代人共鸣的细节，读者被李善德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性的倔强所感染，会在“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的话语里看到即便身处逆境，也要从绝境中寻找希望，拼尽全力让生活充满阳光的自己。
《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第七卷热播
读懂“人间草木”
在文学的世界里，总有这样一群“小人物”，被作家以诗意的笔调书写，在或热烈或悲喜的世界里，活得有滋有味。昨日，《我在岛屿读书》播出第七卷《人间草木》，带观众走近那些文学经典中的小人物，从他们跌宕起伏的命运中读懂人生哲学。作家们还联手下厨，各展所长。当海边升腾起袅袅炊烟，当菜热饭香与海浪海风混合在一起，理想与现实魔幻般地交织，这或许就是“人间草木”的意义。
文学的诗意从何而来
凡人小事最具吸引力
正如叶子所说，普通的、平凡的个体，才是构筑整个社会最重要的基石。文学更多的时候是在讲述凡人小事，是把诗意交给在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回到最简单的现实，回归最普通的情感。透过文学作品，读者认识了许多平凡而闪光的小人物。
在袁哲生的《父亲的轮廓》中，这个小人物是曾经“抛妻弃子”的父亲。父亲因车祸去世，作者耳边却时常响起父亲深夜来帮自己关灯、盖被的推门声。在霍桑的《威克菲尔德》中，这个小人物是离家出走，并在离家100米外的巷子住下的主人公威克菲尔德。他每天静静地观察着妻子，直到20年后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回到家中。在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中，这个小人物是诚实、拙朴却饱受镇上人捉弄和欺骗的吉姆佩尔。在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中，这个小人物是靠着卖血渡过一个个人生难关的许三观。当然，还有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阿Q、祥林嫂……纵观中外文学史，绝大部分经典作品中都有小人物的身影。
“小人物占了全世界文学作品的大部分篇幅，毕竟大多数作家都是小人物出身。”“其实作家写的也是自己，因为他们最熟悉的就是小人物。”余华表示。
对此，苏童也深有同感。他和余华谈到了各自成名前的经历，都曾被杂志社频繁退稿。后来，苏童的一位同学的一句话让其茅塞顿开：“阿童，你什么时候写到别人挡不住，你就可以发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被频繁退稿的经历也让余华、苏童对塑造小人物形象有了更深层的理解。
作家们品尝东澳岛时鲜
美食与文学碰撞出火花
来到东澳岛，自然不能错过当地的美食。郑执、祝勇主动请缨担纲大厨，两位沈阳籍作家在海边烹饪了一桌记忆里的家常饭。“离开沈阳多年，我最想的就是锅包肉了。”祝勇率先点菜。来到珠海东澳岛，自然也不能不尝一尝时兴的海鲜，作家们买菜、备菜、烹饪，各展所长。
傍晚时分，作家们聚在一起，一边聊文学，一边品美食，兴之所至，既畅聊中外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以及名人轶事，也随性延伸至各自的写作经历或人生感悟，笑声频传，金句处处。余华、苏童等人回忆起几十年前文坛老友聚会的往事。彼时，余华、苏童、叶兆言、程永新时常坐在一起边吃饭边开笔会，聊至深夜仍意犹未尽。“可惜当时没有留下多少影像记录。如果有照片或者视频，可以搞一个评选，‘谁吃相最难看’，那咱们都有入选资格。”苏童开玩笑地说道。
不太坚定的逃离，脆弱而动人
——读《威克菲尔德》有感
□ 张 进
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从波登大学毕业以后，霍桑把自己闷在二楼的房间里，几乎不与母亲及其他人说话，整日写他那些或怪诞或恐怖的故事，一写就是12年。这是一段漫长的半隐居生活，他处在孤独中，只能与自己为伴。霍桑并没想追求这种生活，而似乎是顺其自然地依从了生活的流向，莫名进入了异于常人的生存境地。
他曾写信解释自己的这段生活：“这是一间中了邪的屋子，因为千千万万的幻影盘踞整个房间，有些幻影如今已经问世。有些时候，我觉得自己待在坟墓里，寒冷、动弹不得、浑身麻木；有些时候又觉得自己很幸福……”
霍桑用“幻影”定义自己的小说是恰如其分的。其故事无论是怪诞、恐怖，还是带有宗教色彩，都像是作者的幻想。幻想的界限相当清晰，它不脱离尘世，不升入高空、坠入空想，而是“与现实接壤”。
在《威克菲尔德》的第一段，霍桑推脱说，这则故事不是他个人创造的幻影，而是从某份杂志或报纸上看到的“真人真事”；紧接着他又说了故事的梗概：一个姑且叫威克菲尔德的伦敦男人，突然毫无征兆地离家出走，住到隔壁街道租来的房子里，整整20年没有回家。20年后，他又突然回到家里，“仿佛才离家一天似的”。
事情如此简单，似乎可以就此打住了。但接下来，霍桑引领读者开始幻想。如果我们把从报纸上看来的这个故事看作霍桑的幻想，那接下来的想象，可以说是幻想的幻想。“威克菲尔德是何等样人呢？咱们尽可自由想象。”想象中，霍桑给了威克菲尔德年龄——中年；性格——在所有丈夫当中，他大概最忠实，因为生性疏懒，感情不论何处寻到归宿，就安营扎寨。他脑筋聪明，却不爱动，老是懒洋洋地遐思，漫无目的。他思想萎靡无力，很难抓住恰当的词语表达。
他莫名离家出走，备受煎熬，曾想立刻冲回家去，却克制住了自己。他日复一日地在可以看到家的地方孤独地活着，从社会意义上说，是几乎像死人一样活着。他习以为常的社会角色没有了，巨大的社会之舟少了一枚小小的钉子，其中的伦理道德、责任义务、权利秩序不再对他起作用，但20年的独居让我们看到，原来他（我们）连小钉子都算不上。妻子也曾因为他的出走生过一场病，但不久便认定他死了，虽然怀着悲痛孀居，也渐渐没什么影响了。总之，威克菲尔德出走引起的微小波澜，很快复归平静。然而，当生活已经习惯了没有他的存在很久之后，他又回来了，还“从此成为温存体贴的丈夫，直到去世”。
威克菲尔德的行为像是一场恶作剧，但显然又不是。毕竟，一个人有几个20年呢？也许称他的行为是一场试验更准确，或说是一次对社会秩序的小反抗、一次对社会俗套说“不”的表达。然而，最值得注意的也许是他逃离的终点“就在自家旁边的一条街上”。他的反抗太不激烈，也没有另一个方向，而是轻柔的、单纯的。
特里林在评价梅尔维尔的《缮写员巴特比》时说：“不论是被要求适应按部就班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还是被要求适应生活最简单的要求，巴特比都会做出相同的回答，‘我更愿不’——这一用语拘谨、温和，甚至文绉绉的；它所表达的否定意愿看似强度极低……他的雷声越大，他（以及我们）就越相信他所拒绝的东西的力量、利益和真实存在。巴特比表示拒绝的寡淡套语具有相反的效果——拒绝对他所拒斥的社会秩序发出清晰明白的愤怒，我们可怜的寡言少语的说不者否认它的利益和它对他注意力和理性的任何要求。”
巴特比与威克菲尔德如出一辙。他们的反抗是那样温和，甚至带着易碎的触感，却更恰当地表达出他们对社会秩序和利益之诱惑力的否认。这便是这两篇小说最动人的部分。
人生在世，当欢欢喜喜
——重读《傻瓜吉姆佩尔》
□ 王苏恩
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傻瓜式”的经典人物形象，如福克纳作品《喧哗与骚动》中的傻瓜班杰明，或是马克·吐温笔下的傻瓜威尔逊。被各种社会权力范式指向下集合而成的“傻瓜”角色，默默承受着愚弄与嘲讽的命运之轮，也始终秉持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淳朴与怜悯。《傻瓜吉姆佩尔》作为美国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最著名的短篇小说，主人公也是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傻瓜形象。正如余华评价这部小说般，“吉姆佩尔的一生在寥寥几千字的篇幅里得到了几乎是全部的展现，就像写下了浪尖就是写下整个大海一样”。
吉姆佩尔是小镇上的一名孤儿，从小就被镇上的人们视为傻瓜，每个人都要愚弄他一番，“吉姆佩尔，天堂里有集市；吉姆佩尔，拉比在第七个月生了头小牛；吉姆佩尔，有头母牛飞过屋顶，下了好些铜蛋。”备受嘲弄的吉姆佩尔选择了隐忍与相信，“书上说，最好一辈子当傻瓜，也不要一时作恶。”为了那个从未抵达的灵魂属地，他甚至面对妻子埃尔卡明目张胆的不忠都选择了缄默，吉姆佩尔深知肩膀是上帝给的，负担也是，一切的挣扎都将沦为善意的徒劳。在镇上所有人的眼中，吉姆佩尔的存在像一个无生命的假人般苦寂萧疏，他的愚笨成为其存在于世的唯一意义。
百般愚弄的处境之下，当邪恶之灵怂恿吉姆佩尔在面团中撒尿，有过一瞬报复之意的吉姆佩尔还是选择把尿液面包从炉膛里取出，转身离开，四处流浪。吉姆佩尔完全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和美善的，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至善”的存在，用常人难以理解的“愚笨”来应对世界的愚昧与茫然。正如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提出的“信仰与真实间的裂痕”般，吉姆佩尔并非像村里的人一样陷入信仰身份的虚空，而是自始至终恪守住信仰的“本真性”，用一派坚守人间的欢喜之态，来抵御现代社会下所迷恋的自由与伪善。
辛格赋予了短篇小说一种独特的风格——故事文本背后人类精神世界的良善希冀，用朴实无华的故事本身，来呈现一种永不过时的文学力量。在辛格的回忆录中，他提到，“我还是与一切保持距离。我已向忧郁投降，成为它的囚犯……我梦想着一种人道主义，一种伦理，其根基乃是拒绝为邪恶——那上帝带给我们的，且准备将来继续带给我们的邪恶——辩护。”诚然，辛格深知骄傲的弊端与形式的诡辩，他将写作视为一种“暂忘人类灾难的手段”，如同看似无法意识到自己的美德与善的吉姆佩尔，实则却是他对于人类生命姿态的理性凝视，一切的至暗与至善都将注入历史的地平线中，为之留存的是那些小人物背后最为纯粹且炽热的灵魂。
在歌德的“上帝神秘的作坊”里，人类妄想通过种种荒谬来探寻生命的存在之根。而辛格则始终反对这种“实验性文学”的象征性追溯，“文学当然可以描述荒诞，但文学本身绝不能成为荒诞。”辛格的第一叙事视角，是在用一种最为朴实的手段还原吉姆佩尔看似荒诞且无意义的一生背后所折射的理性光辉，傻瓜吉姆佩尔的处境既是一部关于弱者的信史，更如利剑般指向镇上的所有“施暴者”。
“这个世界全然虚幻，但与真实世界也只是隔了一层。”四处流浪后回到弗兰姆普尔的吉姆佩尔，依然和孩子们分享着关于“魔鬼、魔术师、风车”的猎奇故事。小说结尾的一段话引人深思：“大限来临时，我会高高兴兴地走。不论那里有什么，都会是真实的，没有算计、没有嘲弄、没有欺骗……在那里，即便是吉姆佩尔也不会被骗。”
小说是无数迷人的细节
——读马伯庸《长安的荔枝》
□ 李 钊
小说的细节总是迷人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诗中这一小小的荔枝背后，有无尽的历史细节和值得诉说的故事。在《长安的荔枝》中，马伯庸以历史为骨架、文学为血肉，讲述唐朝小吏李善德想方设法、历经艰辛将鲜荔枝从岭南运抵千里之外的长安的故事。透过这一历史中如尘埃般细小的事件，我们不仅感受到唐朝由盛转衰的宏大历史背景，也从中看到小人物身处职场的无奈与细小事件背后的博弈，与古代的“自己”相遇共情。
如果说主题是小说的“灵魂”，情节是小说的“骨骼”，那么细节则是小说的“血肉”，三者共备，相融相洽，小说便能绽放出迷人光彩。熟悉马伯庸作品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历史细节控”，一直坚信“唯有细节足够细致，才能将读者拖入到当时的情境中去”，以虚构的故事呈现出历史逻辑的真实。从《三国配角演义》打捞被遗漏的配角故事，呈现细节改变历史走向的力量，到《长安十二时辰》精准描摹时代生活细节，再现唐朝巅峰时期社会风土人情，《显微镜下的大明》以被忽略的地方性事件为切口，讲述细微处的古代中国，再到《两京十五日》对史书中寥寥记载进行文学演绎，呈现历史的另一种可能……史书记载往往宏阔而冰冷，以坚硬骨架支撑起历史天空，而马伯庸却从史书中常被人所忽略的细节入手，于历史缝隙做起绣花文章，讲述隐藏在宏大历史叙述背后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和小事件，并据此来挖掘历史之大、洞察人性之真，而小说《长安的荔枝》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历史只是墙上的一个挂衣钉，用来挂我写小说的大衣。”这是大仲马对于历史小说的真实和想象两者关系的妙喻。马伯庸在小说创作中，很好地处理了真实和想象的关系，他以历史为钉构建起整部小说的架构，再用文学的想象创造更有戏剧性的小说血肉，让整部小说呈现出真实的、鲜活的历史侧影。《长安的荔枝》讲述的唐朝差官飞骑为杨贵妃送荔枝的故事，是统治者为满足口腹之欲不惜劳民伤财，而百姓背负沉重苛捐杂税，连果腹温饱的需求都难以满足的真实历史剪影。虚构故事里有历史逻辑的真实，早在汉代岭南荔枝就成为皇家贡品，而如何将“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岭南鲜荔枝运送到千里之外的长安，史书上并无明确记载。这便给马伯庸的文学创作留下了较大地施展空间，他虚构了一个唐朝九品小吏李善德，从他被同僚陷害而接下运送任务，南下岭南寻找荔枝转运之法，到成功找出最优解将鲜荔枝运抵长安的曲折经历中，富含官场上的风云诡谲、古代的交通运输限制、基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人性的温暖寒凉等细节。窥一斑而知全豹，运送荔枝过程中的丰富细节不仅呈现出唐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面面观，也折射出整个唐朝政治制度的腐败和冗余。透过这枚小小的荔枝可以看出，当创造过诸多辉煌的唐朝从上至下“烂透了”，走向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正应了结尾那句话：“荔枝”吃多了“上火”。
《长安的荔枝》无疑是迷人的，书中大量唐朝政治、经济、交通等细节丰富着读者的想象，而主人公李善德的喜怒哀乐是小说最能唤醒现代人共鸣的细节，读者被李善德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性的倔强所感染，会在“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的话语里看到即便身处逆境，也要从绝境中寻找希望，拼尽全力让生活充满阳光的自己。
《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第七卷热播
读懂“人间草木”
在文学的世界里，总有这样一群“小人物”，被作家以诗意的笔调书写，在或热烈或悲喜的世界里，活得有滋有味。昨日，《我在岛屿读书》播出第七卷《人间草木》，带观众走近那些文学经典中的小人物，从他们跌宕起伏的命运中读懂人生哲学。作家们还联手下厨，各展所长。当海边升腾起袅袅炊烟，当菜热饭香与海浪海风混合在一起，理想与现实魔幻般地交织，这或许就是“人间草木”的意义。
文学的诗意从何而来
凡人小事最具吸引力
正如叶子所说，普通的、平凡的个体，才是构筑整个社会最重要的基石。文学更多的时候是在讲述凡人小事，是把诗意交给在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回到最简单的现实，回归最普通的情感。透过文学作品，读者认识了许多平凡而闪光的小人物。
在袁哲生的《父亲的轮廓》中，这个小人物是曾经“抛妻弃子”的父亲。父亲因车祸去世，作者耳边却时常响起父亲深夜来帮自己关灯、盖被的推门声。在霍桑的《威克菲尔德》中，这个小人物是离家出走，并在离家100米外的巷子住下的主人公威克菲尔德。他每天静静地观察着妻子，直到20年后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回到家中。在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中，这个小人物是诚实、拙朴却饱受镇上人捉弄和欺骗的吉姆佩尔。在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中，这个小人物是靠着卖血渡过一个个人生难关的许三观。当然，还有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阿Q、祥林嫂……纵观中外文学史，绝大部分经典作品中都有小人物的身影。
“小人物占了全世界文学作品的大部分篇幅，毕竟大多数作家都是小人物出身。”“其实作家写的也是自己，因为他们最熟悉的就是小人物。”余华表示。
对此，苏童也深有同感。他和余华谈到了各自成名前的经历，都曾被杂志社频繁退稿。后来，苏童的一位同学的一句话让其茅塞顿开：“阿童，你什么时候写到别人挡不住，你就可以发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被频繁退稿的经历也让余华、苏童对塑造小人物形象有了更深层的理解。
作家们品尝东澳岛时鲜
美食与文学碰撞出火花
来到东澳岛，自然不能错过当地的美食。郑执、祝勇主动请缨担纲大厨，两位沈阳籍作家在海边烹饪了一桌记忆里的家常饭。“离开沈阳多年，我最想的就是锅包肉了。”祝勇率先点菜。来到珠海东澳岛，自然也不能不尝一尝时兴的海鲜，作家们买菜、备菜、烹饪，各展所长。
傍晚时分，作家们聚在一起，一边聊文学，一边品美食，兴之所至，既畅聊中外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以及名人轶事，也随性延伸至各自的写作经历或人生感悟，笑声频传，金句处处。余华、苏童等人回忆起几十年前文坛老友聚会的往事。彼时，余华、苏童、叶兆言、程永新时常坐在一起边吃饭边开笔会，聊至深夜仍意犹未尽。“可惜当时没有留下多少影像记录。如果有照片或者视频，可以搞一个评选，‘谁吃相最难看’，那咱们都有入选资格。”苏童开玩笑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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