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算，从我当兵离家，至我妈去世，共计四十一载。只是开头三年，无缘探家，之后寻找种种机会，每年至少回去一趟。加上早先的书信，后来的电话，对父母情形，自认了如指掌。而这回阖家相伴我妈，追忆种种过往，好多竟为我闻所未闻。也只有这时才算明白，父母把我养大，我不曾有任何报答，便远走他乡。尽管岁岁回去团聚十天半月，形同客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依旧“隔山隔水”。这么多年，没从我妈嘴里听到过一句抱怨，或是说些鞭策，希望我进个步、发个财。我妈对我的勉励，从来都是“要把伙食开好哟”。我妈总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她没有文化，但她有母爱。许多川人不太介意身外之事，巴蜀俗话也是这么说的：“人行千里登上天，出息只看吃与穿。”

白昼连着夜晚，如此情境下的值守，是不曾有过的经历。我切肤有痛，此乃人生中非同寻常的忧患，但不觉得光阴漫长，也不会哀哀得无边无际。灵堂里，听不到通常治丧中的哭泣，现场反倒时而也有欢声，时而也有笑语。大人与孩子，都懂得人世恩情，又有各自内心的情感崇敬。斯时，我妈也一定在静听这些情景交融的往事。此情此景，让人百感交集：慈爱的妈妈，你将在晚辈心中快活地永生。

撰写碑文，于我而言，肯定吃力。但多年经事庞杂，时而亦会滋生浅薄的自信。话说同盟会早期成员、民国金融家康心如先生，曾是渝州作为“陪都”称谓的倡言者，1969年于大陆谢世。上世纪九十年代，康心如幼子康国雄，古稀之年，专程由京来津，邀我为其父亲的移葬撰写碑文。婉拒未遂，敬书三百余言，后经海内外康家亲友、故旧传阅认可。雕刻全文的康氏墓碑，现存京城福田公墓。

康心如先生属高端名流，有碑无文，便是缺憾，而我妈则另当别论。她的碑上，如果刻上一堆说东道西的文字，只会有损老人的素朴。思来想去，不写也罢。

上得山去，骨灰盒摆放妥帖，我妈就算迁入“新居”。从此，这片群山皆美的浩荡庭院，也就有了我妈一份。随去的墓园工匠帮助暂闭墓门。雕刻及安装事宜，他们答应加班制作，说好转天便可验收。

翌日，一场夜雨，山青天蓝，凉风习习。中午时分，按约定时辰，我们上得雷音铺，俯瞰明月江，颇有天公作美的窃喜。陵园办事稳当，果然让人放心。我面朝大理石碑门正面，逐字口诵（实则校对）。右首为我妈生卒年、月、日，左首为立碑年、月、日。正中竖雕一行正楷：母亲赵碧山之墓。偏左一行小字，由我署名敬立。再读两侧花岗岩所镌对联：明月东来福延子孙，雷音西去德随先人。横批：山高水长。待我诵毕，众人叫好。自己念着还算顺嘴，亦就释然，便双膝跪地，在鞭炮声中给我妈焚香磕头，恭请老人安息，儿子返津之前再来看您。

之后数日，忙于善后。幸亏我妈未雨绸缪，早有吩咐，不然临渴掘井，真会措手不及。家中三房一厅，赠予一位兄弟，而电器、家具、衣物之类，大多送给保姆小王。小王从老家租来一辆长挂卡车，装车刚完，天上落雨，司机飞快罩上篷布，汽车变作一座“小山”。满载而归的模样，令家常邻里，啧啧慨叹。

又一日，出人意料，我从顶板上翻出一个纸箱，内装铜壶一把。民国年间的物品，是我妈结婚之时，娘家嫁妆之一。此壶非砂模铸造，由乡间铜匠一下一下手工敲出。壶身、壶盖、壶嘴、壶把，点点叩痕，精细悦目。我六岁那年，在工厂缝纫社上班的我妈，突然下肢瘫痪。不巧我爸正借调外地，家中饮水，由我提着铜壶，至百米开外龙头接取，每趟最多半壶，且需双手同时用力。哪怕一路偏偏歪歪，对旁人帮忙，一概不要，逞勇自己能行。如是半年，稀里糊涂，不知何医何药管了大用，我妈腿疾倏忽痊愈。

北归时，这把铜壶，是我千里迢迢带走的唯一遗物。我将它搁放在起居室橱柜上，几乎天天，都会有意无意地瞄上一眼。它已深存吾心，但从未带来任何苦楚记忆，亦不会让人动辄伤感，反是常有一股骄傲泛动心头：以六岁孩儿之力，仗壶闯荡，扶助我妈，度过了一段相依为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