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生，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编审。出版有《世纪忏悔》《死亡调查》《话剧讲稿》《那年那事那物件——100个渐行渐远的城市记忆》《故人故居故事》《流年碎影》《鲁迅新观察》《浮生似水》《口红与猫》等十余种。编辑出版各类文学图书百部以上。发表有小说、散文、随笔、评论、学术文章等数百篇600余万字。部分作品被转载或获奖。

说来惭愧，从小到大，我都没能走出这块地界。小学、中学到大学，我都是在同一座城市读的，这说明，我的同学圈子几乎就限于一座城市。

在学校生活了十几年，前前后后与多少人同过窗？实在难以计数，恐怕总有几百人吧。从毕业到参加工作三十多年了，大家各奔东西，几百人之中至今还经常保持联系的也就是十个人左右。

比较而言，同学关系是最为纯洁真诚的，同学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同学之间大多坦诚相见，随着时间的流逝，同学关系能保持到现在应该算是最好的朋友。有一句流行语说得好，如今社会上最铁的哥们，无外乎这样几种人：“一起下过乡的，一起扛过枪的，一起同过窗的……”就我的经验，总结得大致不错，下乡与扛枪我都没赶上，同窗却有过十几年的经历，可算是聊有体会。

在我的老同学之中，关系最好、接触最多、走动最勤的要数初、高中的同学。上小学时，懵懵懂懂，少不更事，同学之间的关系单纯，也脆弱，既不懂得友情的重要，也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更主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彼此大多淡忘，没什么印象了。到了大学，人已独立，自以为成熟深沉，相互之间彼此设防，感情沟通较慢，择友的选择变得过于挑剔，知心的朋友反而更少。唯有中学时期，人与人坦诚相见，真的性情还没有学会伪装，只要脾气禀性相投就容易建立友情，关系也最为牢固。

曾经我是个很重友情很好热闹的人，周围关系密切、经常联系的中学同学不下二十人。当年就近上学，我们大多住在学校附近，一起上学，一起玩，大家分布在各个班里，成了我们那所中学里很让人羡慕的同学圈子。

我和同学交往，并不看重他的家庭背景、学习成绩，而主要是看他的脾气秉性、为人处事的方式、做人的态度。应该说，我们这些同学的核心分子大多是些守纪律、好学习的班干部，而外围成员也不乏一些调皮捣蛋的所谓“坏学生”。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的中学时期，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个别学生打架斗殴沦为小玩闹、小流氓，他们之中，竟有几个就是和我关系相当不错的同学。他们的家庭我十分了解，都是规规矩矩、本本分分的人家，这些同学本质上都不坏，只是好讲哥们义气，受到社会上一些人的不良影响，走了一段弯路。当时，他们犯了错，班里开会，对他们进行所谓的批评教育，我常常要写两种稿子，一种是替他们写的检讨稿，一种是自己的批判稿。之所以能和这些同学比较友好地相处，根本的原因也许是我的身上也有一些讲义气的东西，我很看重这种品质。

一位老同学，当年是名声在外的小玩闹，如今摸爬滚打混成了一位小老板。至今我们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他的孩子懂事上进，对他爸爸的江湖做派、粗鲁举止很看不惯，在孩子眼里，我多少算是个文化人，能和他爸爸这样生意场上的粗人成为朋友很不理解。有一次，孩子问：“大大，你怎么能和我爸爸这种人交往呢？”我告诉他：“你爸爸这个人身上确实有不少毛病，粗俗暴躁，品味低下，但是他有一个优点是可取的，那就是讲义气。”当然，除此之外，我更看重的还有他的孝顺，这是我择友的首要原则，我总觉得，一个人如果连他的父母都不孝顺，他肯定也不会忠于朋友，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底线。对老人不好的人，我一般不会与之深交。

中学的同学，经过多少年的变化，前途不一，境遇差别较大。但就和我关系密切的几个老同学而言，我发现，如今活得最潇洒、最有财力的并非是那些成绩好后来考上大学的同学，倒是那些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后补学历或根本就没有什么学历的同学倒先干出了一番事业，提前进入了小康，成了小款或准大款。相比之下，我们这些从校门到校门，中规中矩，老实本分，后来死抱着铁饭碗不放的却还在体制内为生计奔波。在中学的老同学中，只有我和另一位坐机关的同学还在吃着“皇粮”，也唯独我们挣着不咸不淡的死工资。好在那些自己创业的同学都很念旧，都很看重友情，毕竟是老同学，共同拥有一个值得回味的过去，而这正是他们在生意场上花钱也买不到的。

与这些老同学交往，我始终把握这样一个原则，绝对不介入他们的生意，同学就是同学，应该抛开利益。一般情况下，老同学一年总要聚上几次，每次都是这几个人，饭菜简单又经济实惠，几个人吃吃饭，叙叙旧，或是偶尔到家里看看老人或孩子，我觉得这种简单的交往就挺好。

除了平时偶有聚会以外，每年的春节，我们都要结伴到各家给父母拜年。过去是自行车，后来骑摩托，这几年都开着私家车。初一一大早，同学们在我们家聚齐，然后围着城市整整能转上一天。中学毕业四十多年了，这个习惯雷打不动，至今不变。人过中年，我们还能保持像过去那样的友情，我觉得十分难得，我很珍惜这些老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