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秋，我有了第一张书桌。哥哥当兵后，父亲捡半截砖垒的草顶房子里，只并列着我和弟弟的小板床了，我心心念念着在空出来的地方摆张桌子，可全家仅有的一张吃饭方桌，是不可能给我独享的；我瞅上了父亲厂里丢弃在草丛中的架车木箱板；日晒雨淋有些年头了，弄两块来给自己做个桌子吧。于是，我趁着父亲背着工具包走出厂门的当儿，便一手拎一块短的车箱板，迅速走过连接家属院的小门，顺回了家。虽然在厂里，有师傅看到我拎着这两块架车堵头没过问，但我知道，父亲下班瞧见了，会立刻喝令我送回去的；于是抓紧和泥，靠着北窗下的墙，砌了两条间距六七十厘米的单砖支腿，砌到半米高，我将一个堵头搁上去，接着再砌高二十多公分，再放上另一个堵头，于是一个带位肚的、长约一米、宽也差不多有一米的书桌，便制作完工了。桌板枯旧粗糙，我糊上三层报纸才像点样；待到把自己的书放进位肚和排上桌面的时候，说不出有多欢喜。此后的两年半时间，这土里土气不成规矩的书桌，陪我读了上百本书（当然，今天看来半数不值一读），我还趴在桌上，抄写了《鲁迅诗歌选》和一些唐诗宋词与八大家散文。那时傻傻地认为，有这些读和写，兴许就能当作家了。1972年2月，我被选调到淮南师范就读，才惜别人生中的这第一张书桌。

1979年12月，我有了第一盏台灯。那是在淮南矿院人事处工作的妻子年底例行出差，到煤炭部核定报表，用回程不乘卧铺的补贴钱，在北京给我买的。27岁的我，头一次看到如此漂亮的台灯，底座和灯柱都是深蓝色玻璃的，大而厚的圆形底座正中，竖着七个约有四五厘米直径的上大下小的六棱体珠子，紧拧在灯泡接口的下方；台灯高大，仅从底座到灯泡接口，就有热水瓶那么高了，再旋上灯头，套上印有花纹的浅色纱罩，俨然两尺高了；灯泡接口半腰垂下一条十余厘米长、尾端系着个乳白色瓜子坠的拉绳，拽一下“咔塔”声脆响，一米二长的桌面立马都明亮起来了。这盏玻璃台灯我们用了5年多，1985年从平房搬家到有厨卫的楼房时，摔碎了，好心疼。然而，它那优雅端庄的造型，那纯净深邃的克莱因蓝，那5元钱才能买到手的高价（我的月薪刚从36元涨到42元），尤其是妻子抱着这个沉甸甸的台灯，坐了一天一夜绿皮车，两个脚面肿得一按一个窝的情景，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

还有个第一，时间要倒回到1971年3月，我有了第一副金属挡书板。开学没几天，同班张洪海晚饭后来我家，央我陪他去广播器材厂，看望上夜班的汤国荣。我一愣：看国荣干嘛？我喜欢她，她对我也有意思。我笑了：你想吃天鹅肉了吧，人家是工人，又是副区长的女儿，还那么漂亮，会对你有意思？我说的是实情，国荣跟我小学同班，已然是班花，初中跟洪海同班，小女孩变成大姑娘，更好看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虽然读高中，毕业大概率还是下放农村；我说这些，洪海听不进去，说两人有了感情，这些都不是问题。你怎么知道她对你有感情？他说，这个你不懂，我和她眼光一碰，心里就……不说了，我们快去吧，请国荣给你做副挡书板。这是你和她见面的由头？算是吧，洪海边回应边拉着我，向三里外的广播器材厂走去。这个晚上，距我此刻提笔有54个年头了，可脑子里清晰得仍像过电影似的：十七八岁的国荣，穿着碎花棉袄，戴着护袖和口罩，穿过流水生产线，向我们轻盈走来。她秋波盈盈地微笑着向我们问好时，洪海紧张得似乎要窒息了。局促一番后，洪海说请她给我做一副挡书板；国荣点点头，表示一定争取主任同意，给老同学做一副。由于正当班，我陪洪海的倾心相见，三五分钟就结束了，然而他却兴奋不已。接下来的事儿，就是他的单线联系了。过了三四天，他说，国荣开始做了；一个星期左右，他说，挡书板做好了，好厚的钢板，等电镀，电镀就不生锈了；大约半个月，他把国荣做的挡书板送来了。这副泛着沙金色泽的挡书板，呈长方形，上面两个角抹成小圆弧，正中等距离折下一块压平，作为T型底的长脚；我立马把挡书板分放在桌边那排书的两头，敦实稳当，煞是好看。我说，谢谢你和国荣了。哪里，我俩应该谢你，不做这个，我真想不出去见国荣的理由。也是，做副挡书板，两人就变成一个“俩”字了。相爱了几年，洪海当兵回来，他俩就结婚了。如今他们的孙辈都上中学了，而当年送我的挡书板，虽褪了些光泽，却没生锈，好端端地还在书架上发挥着作用。看到它，我就想起我曾当过一次电灯泡，烘托了他们的青春和爱情的明媚，也见证着同学间友谊的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