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的重大政治判断。这是党在正确认清世界发展局势，科学研判时代发展大势，深刻把握改革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给出的新的历史方位。这个时期之所以关键就在于我们当前改革发展要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面对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立足“三个面对”，全面理解“关键时期”的丰富内涵，深刻把握“何以关键”，对于我们学习领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从战略部署看，这个时期是新征程开局起步的关键阶段和民族复兴的关键节点

回首过往，我们党立足时代大势，根据实践要求，多次在重大关头作出重大改革决策部署，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征程，开创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并立即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顶层设计，强调“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从现在起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10年多时间，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有20余年时间，目前正是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开局决定全局，起步影响态势。搞好这5年的改革发展实践，必将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顺利开局、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从更高层面来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民族复兴联结历史、现实和未来，其进程波澜壮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致力于并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民族复兴奠定根本前提。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全面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命运根本扭转、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实行改革开放，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促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新时代以来，党带领人民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民族复兴的目标更真实可感、更加接近，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当前我国正从依靠改革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阶段，转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阶段，这个阶段蕴含着民族复兴的战略向度，意味着民族复兴又到了一个新的关键节点。

从经济发展看，这个时期是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和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关键时期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高质量发展是遵循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最大的硬道理。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我国经济虽已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但其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从目标来看，未来几年，我国要在跨越“马尔萨斯陷阱”之后，稳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在2035年人均GDP达到当代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GDP年均增长率必须达到4.8%以上。从现状来看，我国当前面临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导致的产业转型升级困难、房地产整体下行产生的投资不足、消费增速下滑引致的内需不畅、国际供应链重组导致的外需拉动衰减、劳动力供给短缺带来的成本持续提高、科技创新不足造成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等系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解决。基于这些问题，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深入发展，我国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必须牢牢抓在手上，决不能失之交臂。一是处于动力换挡期。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均表明，一旦人均GDP突破了1.3万美元（中国现为1.27万美元），在发展动力上就必须由要素驱动转化为创新驱动。二是处于生产力优势布局的转型期。产业是经济之本，是生产力变革的具体表现形式。当前我国传统优势减弱，新动能还未成为支撑生产力发展的主力，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仍在爬坡过坎，同时发达经济体正在重塑制造业优势，一些新兴经济体则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加快工业化进程，内部掣肘和外部夹击对我国新旧增长动力切换形成了挑战。面对挑战和机遇，我们必须加速换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不断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壮大，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最终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生产力的跃升。

从国际格局看，这个时期是应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关键阶段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键时期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当前国际形势严峻复杂，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巴以冲突久拖不决等热点爆点燃点此起彼伏，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赤字愈发明显，民粹主义思潮泛滥，逆全球化和再全球化互相对立。随着特朗普的上台，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愈加激烈，美国将在贸易战、金融战，尤其是科技战上对我国全面施压，我国或面临出口受阻、创新受阻以及金融市场承压等问题以及地缘政治挑战。因此，当下我国正处于应对世界百年变局的紧要关头以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键时期。一是处于奠定国际创新引领能力的关键期。当前，全球科技创新风起云涌，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涌入国际前沿科技“竞技场”，把未来几年作为科技创新的关键时期，把颠覆性技术创新作为科技发展布局的重点之一，并对我国实行科技封锁、“脱钩断链”。我们能不能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于化“危”为“机”，把握战略机遇期，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实现更多“从0到1”的原创性、颠覆性、引领性科技创新突破，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二是处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键期。目前我国既处于提能力、补短板、强弱项的关键发展期，也是各类风险挑战加速积聚、暗礁险滩愈发凸显的重大安全风险凸显期。中美之间的竞争将会给全球治理带来挑战，使合作空间受限，从而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未来，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不断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把国家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从动力机制看，这个时期是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制度创新的关键阶段

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增强综合实力、有效使用国家力量的关键。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那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成为主要矛盾。这实际上就是由过去的“有没有”转为“好不好”“优不优”的问题，人民群众的新期待量质提升。同时，我国在经济社会治理中面临的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也前所未有。比如，劳资债务纠纷等与经济金融等重点领域风险相关的社会矛盾增多；网络安全事件的增加给数字化治理带来困难；城乡结构深刻变化导致农村局部“空心化”，这些都给社会治理带来新要求新挑战。另外，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啃的是硬骨头，触动的也是最难触动的利益。比如，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抑制创新与竞争，导致资源无法得到最优配置；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金融行业存在“资金空转”等现象。这些问题亟待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制度创新健全经济社会治理体系来解决。因此当前正是制度创新的关键阶段和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治理优势的关键时期。未来，我们要牢牢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原则，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色更足、更有质量；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探索优化方法路径，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重塑利益格局，着力解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制度问题；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经济社会治理共同体，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以“中国之制”夯实“中国之治”，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一跃奠定基础。（作者分别系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处长、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二级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