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手机、一根颤巍巍的手指、一个小小的放大镜，年近耄耋的王定一敲出了50多万字。8年来，在他的带领下，成员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三灶人文学会用这样的方式“敲”出了《三灶古代历史钩沉》和四本《三灶故事》共125万字，并且在大量的外地走访和抢救性采访中积累史料，勾勒出了珠海三灶海岛文化、苦难文化和红色文化的清晰脉络。
最近几年，为了把三灶故事传播出去、传承下去，三灶人文学会以演讲、戏剧、舞蹈、民歌相结合的方式表演故事，创作了以三灶故事为题材的情景剧16部，在三灶镇文化中心和各个自然村演出32场，观演群众超1万人次。
12月10日，记者跟随王定一的脚步，重温了三灶人文学会寻古迹、寻长者、寻史料的8年，了解了珠海金湾这座古老岛屿的前世今生。
刘昌言是珠海金湾一所中学的教师，也是三灶人文学会核心成员。大约在11年前，他上课时讲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一名三灶学生不解地问，日军1938年在三灶也进行过大屠杀，他的爷爷奶奶都是亲历者，为什么课本上从来没有提到过？
查阅资料后，刘昌言发现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特别少，萌生了细致挖掘、还原这段历史的想法。“我希望自己最起码能回答学生提出来的问题。”刘昌言说。
2013年，刘昌言和同事华跃进发起组建了三灶岛日军侵华罪证调研团队。两年时间，团队记录了数十位亲历者、见证者400多个小时的口述影像资料，拍摄了4万多张照片，从日本购买了大量史料。2015年，团队制作的纪录片《三灶1938》上映，得到了广泛关注。
受《三灶1938》问世的鼓舞，更多的“新三灶人”和土生土长的三灶居民加入保护三灶历史记忆的队伍中来。2016年，三灶人文学会正式成立。
王定一是上世纪80年代来三灶进行“西部大开发”的干部，从“路不平、水不清、灯不明、电话也不灵”到航空新城拔地而起，他参与、见证了三灶34年的发展。任三灶镇委书记时，他就了解到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和文化特色，对其进行挖掘、记录，成了他几十年来的愿望。
“三灶原先是个海岛，到处散布着渔民依山傍水的住所，相传曾经有99个村，这是三灶的海岛文化；三灶在日军侵华期间发生了大屠杀的惨案，人口数量从12000人减至6000人，这是三灶的苦难文化；三灶有早期中国工人运动领袖林伟民，有一边从事生产劳动一边刻苦训练守卫边防的三灶女民兵，这是三灶的红色文化。”说起三灶故事的教育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王定一滔滔不绝。三灶人文学会成立后，他成为了学会的名誉主席和顾问，带领一批农民出身的成员写出了百万字的书籍。
杜观山是三灶人文学会的骨干，也是三灶土生土长的农民。杜观山常常调侃自己是“土八路”。然而，“土八路”也有对于故乡深沉的爱，有对于留住历史记忆的强烈使命感。
“王书记告诉我们，有一个记录三灶岛惨案的石碑有明显错误，碑文写1938年某日，日军在三灶岛施行‘三光’政策，第二天又在6个地点枪杀三灶人，还有人道听途说，以为日军大屠杀是三灶有一位村民打伤了日军，日军开展报复。这些谬误让我非常痛心。”杜观山说。后来，他们找到了1979年写碑文的人，对方承认了碑文内容没有经过详细调查，但由于石碑已经成为文物不可修改，他们只能在自己的文字中记录真实的历史。
今年，三灶镇中心村村委会向学会发出邀请，希望由村委会出资，由学会编写中心村下辖自然村——屋边村的村志。经费虽然不多，但学会成员们都希望能够做到问心无愧。
就像当初写《三灶故事》一样，三灶人文学会广泛发动各个村的联络员，按照一个字2毛钱的价格“买故事”，有一些长者不会打字，就让他们口述，根据故事的长短给20元到50元不等的酬劳。
为了尽可能找到更多从三灶走出去的长者，杜观山前往香港、澳门，找到三灶同乡会，为了让长者更加愿意配合，他常常自掏腰包买好烟酒上门，跟长者们交朋友。“孤寒是办不成事的。”对于自掏腰包的行为，杜观山这样为自己解释。
在粤语里，“孤寒”是“小气”“吝啬”的意思，杜观山用自己的“不孤寒”推动了村志的编写，但这份大气他却没有留给自己。衣服是两三件换着穿，8年来他写文章的工具就是纸、笔和一部手机。他觉得，电脑太笨重，不如手机轻便，可以走到哪儿，写到哪儿，其他的工具不会用，他就把字一个一个地敲在聊天软件的对话框里。
三灶人文学会的成员，几乎都是这样做的，包括77岁高龄的王定一。在编写屋边村村志的这一年里，他的视力情况急转直下，即使拿着手机的手已经僵硬，只要思路没断，他就坚持继续打字，眼睛看不见，就拿一个比硬币大些的放大镜对着手机看，眼睛离手机只有十几厘米。
8年里，靠着这样的毅力，三灶人文学会的成员们收集三灶历史、民俗故事、非遗文化、地名来源，为故土留下乡愁。
这当中，有很多采访是抢救性的。以今年屋边村村志编写的项目为例，杜观山一共采访了30余位长者，不到一年时间，已有10余位长者去世了，而他们的记忆，他们的口述历史，永远留在了杜观山的记录里，留在了三灶人文学会的书籍里。
故事写了那么多，打字打了那么多，怎样把故事从白纸黑字变成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扩大三灶故事的传播范围？三灶人文学会成员用了孩子最喜欢的方式之一，讲故事。
徐赐礼是三灶的一名退休教师，教了一辈子书的他，现在在三灶人文学会负责讲故事。2017年，由三灶人文学会主持运作的三灶光阴故事馆开馆，徐赐礼和一批学会成员走进校园、机关，开始办起讲座。每一次，学会成员都先播放纪录片《三灶1938》，再讲不同主题的故事，有“林伟民的故事”“三灶海岛女民兵”“三灶历史简介”等10多个课程。7年来，他们已经进校园举办超过200次讲座。
一位三灶中学的老师说，自己在三灶工作了10多年，也不知道这么详细的三灶历史，听课后，才恍然大悟，希望学会成员多来给同学们上课，让同学们都能知道三灶历史。
现在，坐在台下听徐赐礼讲故事的孩子，已经是当年听他讲课的学生的儿子、孙子了。“我肯定会一直讲下去。”徐赐礼说。
时间久了，大家发现，故事不能只讲给孩子听。近年来，学会成员开始把讲故事变成表演情景剧，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
“我们很幸运，有政府的支持，还有一帮退休的长者出力，帮助我们成功申遗，让三灶民间故事成为金湾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杜观山说，学会的表演加入了戏曲、情景剧、歌舞元素，三灶的许多社会团体和文艺团体都在帮助他们。如今，看一场三灶故事表演，可以看到杜观山、徐赐礼穿着演出服扮演不同角色，还可以听到三灶非遗传承人蔡柳森唱着经过抢救性保护的“三灶八堡歌”，看到来自内蒙古的“新三灶人”李遵新在舞台背后转着三灶竹草编织的草帽……
一群“守忆人”，就这样守住了乡愁。
封面图：张洲摄文字：金璐 图片：张洲 李遵新 编辑：朱晓 庞晓丹 责任编辑：吴颖琼 宋显晖
一部手机、一根颤巍巍的手指、一个小小的放大镜，年近耄耋的王定一敲出了50多万字。8年来，在他的带领下，成员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三灶人文学会用这样的方式“敲”出了《三灶古代历史钩沉》和四本《三灶故事》共125万字，并且在大量的外地走访和抢救性采访中积累史料，勾勒出了珠海三灶海岛文化、苦难文化和红色文化的清晰脉络。
最近几年，为了把三灶故事传播出去、传承下去，三灶人文学会以演讲、戏剧、舞蹈、民歌相结合的方式表演故事，创作了以三灶故事为题材的情景剧16部，在三灶镇文化中心和各个自然村演出32场，观演群众超1万人次。
12月10日，记者跟随王定一的脚步，重温了三灶人文学会寻古迹、寻长者、寻史料的8年，了解了珠海金湾这座古老岛屿的前世今生。
刘昌言是珠海金湾一所中学的教师，也是三灶人文学会核心成员。大约在11年前，他上课时讲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一名三灶学生不解地问，日军1938年在三灶也进行过大屠杀，他的爷爷奶奶都是亲历者，为什么课本上从来没有提到过？
查阅资料后，刘昌言发现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特别少，萌生了细致挖掘、还原这段历史的想法。“我希望自己最起码能回答学生提出来的问题。”刘昌言说。
2013年，刘昌言和同事华跃进发起组建了三灶岛日军侵华罪证调研团队。两年时间，团队记录了数十位亲历者、见证者400多个小时的口述影像资料，拍摄了4万多张照片，从日本购买了大量史料。2015年，团队制作的纪录片《三灶1938》上映，得到了广泛关注。
受《三灶1938》问世的鼓舞，更多的“新三灶人”和土生土长的三灶居民加入保护三灶历史记忆的队伍中来。2016年，三灶人文学会正式成立。
王定一是上世纪80年代来三灶进行“西部大开发”的干部，从“路不平、水不清、灯不明、电话也不灵”到航空新城拔地而起，他参与、见证了三灶34年的发展。任三灶镇委书记时，他就了解到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和文化特色，对其进行挖掘、记录，成了他几十年来的愿望。
“三灶原先是个海岛，到处散布着渔民依山傍水的住所，相传曾经有99个村，这是三灶的海岛文化；三灶在日军侵华期间发生了大屠杀的惨案，人口数量从12000人减至6000人，这是三灶的苦难文化；三灶有早期中国工人运动领袖林伟民，有一边从事生产劳动一边刻苦训练守卫边防的三灶女民兵，这是三灶的红色文化。”说起三灶故事的教育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王定一滔滔不绝。三灶人文学会成立后，他成为了学会的名誉主席和顾问，带领一批农民出身的成员写出了百万字的书籍。
杜观山是三灶人文学会的骨干，也是三灶土生土长的农民。杜观山常常调侃自己是“土八路”。然而，“土八路”也有对于故乡深沉的爱，有对于留住历史记忆的强烈使命感。
“王书记告诉我们，有一个记录三灶岛惨案的石碑有明显错误，碑文写1938年某日，日军在三灶岛施行‘三光’政策，第二天又在6个地点枪杀三灶人，还有人道听途说，以为日军大屠杀是三灶有一位村民打伤了日军，日军开展报复。这些谬误让我非常痛心。”杜观山说。后来，他们找到了1979年写碑文的人，对方承认了碑文内容没有经过详细调查，但由于石碑已经成为文物不可修改，他们只能在自己的文字中记录真实的历史。
今年，三灶镇中心村村委会向学会发出邀请，希望由村委会出资，由学会编写中心村下辖自然村——屋边村的村志。经费虽然不多，但学会成员们都希望能够做到问心无愧。
就像当初写《三灶故事》一样，三灶人文学会广泛发动各个村的联络员，按照一个字2毛钱的价格“买故事”，有一些长者不会打字，就让他们口述，根据故事的长短给20元到50元不等的酬劳。
为了尽可能找到更多从三灶走出去的长者，杜观山前往香港、澳门，找到三灶同乡会，为了让长者更加愿意配合，他常常自掏腰包买好烟酒上门，跟长者们交朋友。“孤寒是办不成事的。”对于自掏腰包的行为，杜观山这样为自己解释。
在粤语里，“孤寒”是“小气”“吝啬”的意思，杜观山用自己的“不孤寒”推动了村志的编写，但这份大气他却没有留给自己。衣服是两三件换着穿，8年来他写文章的工具就是纸、笔和一部手机。他觉得，电脑太笨重，不如手机轻便，可以走到哪儿，写到哪儿，其他的工具不会用，他就把字一个一个地敲在聊天软件的对话框里。
三灶人文学会的成员，几乎都是这样做的，包括77岁高龄的王定一。在编写屋边村村志的这一年里，他的视力情况急转直下，即使拿着手机的手已经僵硬，只要思路没断，他就坚持继续打字，眼睛看不见，就拿一个比硬币大些的放大镜对着手机看，眼睛离手机只有十几厘米。
8年里，靠着这样的毅力，三灶人文学会的成员们收集三灶历史、民俗故事、非遗文化、地名来源，为故土留下乡愁。
这当中，有很多采访是抢救性的。以今年屋边村村志编写的项目为例，杜观山一共采访了30余位长者，不到一年时间，已有10余位长者去世了，而他们的记忆，他们的口述历史，永远留在了杜观山的记录里，留在了三灶人文学会的书籍里。
故事写了那么多，打字打了那么多，怎样把故事从白纸黑字变成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扩大三灶故事的传播范围？三灶人文学会成员用了孩子最喜欢的方式之一，讲故事。
徐赐礼是三灶的一名退休教师，教了一辈子书的他，现在在三灶人文学会负责讲故事。2017年，由三灶人文学会主持运作的三灶光阴故事馆开馆，徐赐礼和一批学会成员走进校园、机关，开始办起讲座。每一次，学会成员都先播放纪录片《三灶1938》，再讲不同主题的故事，有“林伟民的故事”“三灶海岛女民兵”“三灶历史简介”等10多个课程。7年来，他们已经进校园举办超过200次讲座。
一位三灶中学的老师说，自己在三灶工作了10多年，也不知道这么详细的三灶历史，听课后，才恍然大悟，希望学会成员多来给同学们上课，让同学们都能知道三灶历史。
现在，坐在台下听徐赐礼讲故事的孩子，已经是当年听他讲课的学生的儿子、孙子了。“我肯定会一直讲下去。”徐赐礼说。
时间久了，大家发现，故事不能只讲给孩子听。近年来，学会成员开始把讲故事变成表演情景剧，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
“我们很幸运，有政府的支持，还有一帮退休的长者出力，帮助我们成功申遗，让三灶民间故事成为金湾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杜观山说，学会的表演加入了戏曲、情景剧、歌舞元素，三灶的许多社会团体和文艺团体都在帮助他们。如今，看一场三灶故事表演，可以看到杜观山、徐赐礼穿着演出服扮演不同角色，还可以听到三灶非遗传承人蔡柳森唱着经过抢救性保护的“三灶八堡歌”，看到来自内蒙古的“新三灶人”李遵新在舞台背后转着三灶竹草编织的草帽……
一群“守忆人”，就这样守住了乡愁。
封面图：张洲摄文字：金璐 图片：张洲 李遵新 编辑：朱晓 庞晓丹 责任编辑：吴颖琼 宋显晖
-我已经到底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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