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珠海的第三个年头，才知道苏曼殊的故居也在这里。

我住在唐家古镇，离故居所在的前山沥溪驾车只有十几公里。但此前从未想到过，苏曼殊是在珠海度过了他的童年。既然知道了“故人”消息，那自然不可不登门凭吊。可惜的是，乘兴而去却发现小小的故居已被一个正在建设的商圈全部包围，端的是无门可入，只能远远眺望。遥想1889年，年仅六岁的他从出生地日本回到了广东老家珠海沥溪村，如何在那个据说约4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生活，怎样就读于一旁的简氏大宗祠并受到启蒙，却又在12岁时患一场大病被扔在柴房等死，然后是此生的第一次出家。这个环绕着故居的商业广场，名为“漫舒·溪里”，大概便是取沥溪之曼殊的意思。苏曼殊贪吃，尤其嗜糖，常常为人间一点确定的甜味和幸福不顾一切。繁华在侧，美食与美人纷纷扬扬，或许正可开怀一乐。

初识苏曼殊，是在大一的现代文学课堂上。吴晓东老师为我们讲授了他的本事诗之一，“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吴老师讲了什么已经记不得了，只是知道了有一种奇特的乐器叫做尺八，像箫却不是箫。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莫名延续多年的疑惑，为什么要在现代文学史中专门讲这么一个人物、一首七言？这里似乎既没有启蒙，也没有革命，只有一种奇特难言的感伤与惆怅。不过，我并非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者，对这个问题一直也没有深究的兴趣。直到在珠海，再次意外地遭遇苏曼殊，特别是在寻访他故居却不得其门而入时，才又一次激起我了解他的冲动。

以前的印象是，他生于清末、死于民国，能诗善画、热心革命，且一生多情、怪癖成性，也是个现代的名士。如今才讶然，他虽35岁去世，但交友遍及现代文学诸位大家，鲁迅也愿意称他为“我的朋友”，是其时浪漫主义的活肉身。他的确算不得是真僧人，虽然前后三次出家，但仍是披着僧袍的性情中人。如南怀瑾所言，“行迹放浪于形骸之外，意志沉湎于情欲之间的苏曼殊，实际并非真正的出家人。他以不拘形迹的个性，在广州一个僧寺里，偶然拿到一张死去的和尚的度牒，便变名为僧。从此出入于文人名士之林，名噪一时，诚为异数。”

这个异数虽有诗人、画家以及革命者的身份，乃至被誉为“以诗人之身致力革命，所著诗文小说脍炙人口”，但他绝非一个革命家，甚至在文艺上也难称大才。最了解苏曼殊的是和他有同样气质的郁达夫。达夫如此评论曼殊：“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比他的一切都好。”这真是犀利又宽厚、漂亮又诚恳。苏曼殊并不需要以诗文书画名世，他的诗虽可称清新明艳，但不是大文豪，革命于他也更多是疗愈自我而非世人的“大药”。不过，用今天的话来说，在当时人看来，苏曼殊的一生行止就是浪漫主义本“浪”。

他的浪漫主义简单又强大，不是不负责任的“才子加流氓”，不是自我标榜的“时尚单品”，更不是以浪漫为名的精打细算、精致利己。而是无论世界如何待他，他都报之以天真多情。苏曼殊是“世上飘零谁似我”的零余之人，一生困苦，却因此有一种对梦想不断追求的激情和痴意。特别是面对必然的求而不得的命运时，仍然不停歇、不作伪，哪怕显得荒唐可笑，哪怕此身备受熬煎，哪怕就落在一晌贪欢之上、落在稀里糊涂之中。可贵的是，他的浪漫也曾伤害过亲近的人，但更多是只伤害自己。如他的本事诗中，既有“赠尔多情诗一卷，他年重拾石榴裙”的放浪形骸，也有“我本负人今已矣，任他人作乐中筝”的自知自省，更有“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的清醒克制。

苏曼殊这样的人，当然有许多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方。他“无人己之界”，也就是今人所谓的没有边界感；名士风度也只可远观而难以共事；暴食嗜酒更常给人以只求速死的惊骇，终于在“五四运动”前一年穷病而死。无论是在革命走向成功的年代，还是革命已经功成的时刻，甚或革命已然让位于日常的社会，都没有养成他的土壤。大概只有辛亥革命前后的世界，许他以如此风度生活、闻名。苏曼殊死时留下的遗言“一切有情，都无挂碍”，是他对人世的美好祝愿。而他真正的知己郁达夫在1931年写作的《钓台题壁》，不仅是郁达夫的夫子自道，或许也可作为苏曼殊的一生写照：

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吉云飞 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助理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