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用户在工作生活中利用各类AI工具，提升了效率。但与此同时，一些涉AI版权纠纷案例在国内外频繁出现。那么，人机交互过程中，一些问题受到关注——用户输入内容是否可用于训练AI或“模型优化”？AI生成内容的著作权该归属于谁？AI立法应如何在规范和促进之间取得平衡？

3月21日，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民法研究所、走出去智库、《互联网法律评论》联合主办“人工智能版权前沿问题”研讨会，来自法学、经济学、公共政策等领域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用户输入内容可否用于训练AI？

伴随以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软件快速破圈，人们对AI的使用也越来越频繁。不少用户发现，为了让AI产出的内容更符合自己的需求，需要给予细致、针对性的提示词，而这些提示词很可能涉及个人信息。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版权贸易基地年初发布的“2024数字版权保护与发展年度关键词”中，“AI大模型语料训练版权挑战”位列八大关键词中的第三位。

那么，用户提示内容能否用于AI训练或模型优化？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刘文杰教授表示，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服务商储存、再加工用户输入的信息，需要明示用户并征求其同意。关于敏感个人信息，我国法律还有“一事一议”的特殊规定，即处理敏感个人信息不能采用概括同意或推定同意的授权模式，而必须获得个人明确的、单独的同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姚欢庆副教授进一步提出，由于个人用户对数据价值的认知和技术公司的利用能力往往不对等，当前“用户同意”机制仍有待完善，涉及个人隐私的“知情同意”应做到明白、清楚、仔细。近期受到关注的“开盒”行为，是通过不同数据库汇集和碰撞，利用看似不重要的信息反向拼图推导出个人信息，相关操作明显违法，应从整体社会规范角度进行处罚和管理。

北京理工大学智能科技法律研究中心王磊研究员就此指出，大型平台企业的数据利用大多合法合规，但黑灰产对大数据的非法运用十分猖獗，须通过政府监管、技术平台和社会多方形成合力打击黑灰产。

用户输入方面另一需要关注的问题，则是“数据污染”。与会专家指出，由于模型优化主要基于用户反馈，当不断持续喂以错误观点和结论，模型将可能赋予错误内容更优先权重。此外，数据标注环节若由非专业人员完成，标注错误往往引发“污染数据”，进而导致模型输出出现“幻觉”。

专家们建议，在构建良好的生态系统方面，用户负责任地使用模型也是重要一环，应让数据持有方、技术开发者和社会公众形成多方共赢。

AI生成内容版权归谁？

随着AI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简单提示词则可得到内容充实的文字、图片甚至视频。这些内容是否涉及权属争议、是否受到版权保护，也成为近来各界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2024年，国内外已经频频出现相关版权纠纷。

根据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讲师郝明英观察，中国现有判例表明，如用户在提示输入、结果筛选等环节体现“独创性劳动”，即认定生成内容受版权保护。这与日本文化厅最新意见相近，强调“人类创作性贡献”的核心地位，“指令的具体性”是影响认定的因素之一。

但在刘文杰看来，当前司法实践中对AI生成内容场景中用户“作者”身份的判定不同于传统著作权法理论。以北京互联网法院“文生图”判决为例，法院虽认可用户对AI生成图片的著作权，却要求该用户标注“所使用的由AI技术生成”，这实质上说明用户与著作权上的 “作者”并不完全等同。用户以提示词触发模型运行，最终表达由模型输出，此时用户贡献更接近于操作工具者或“制作者”，而非“创作者”。

而针对生成内容的权属问题，郝明英认为，无约定时应归属于人工智能的使用者，并强调权利义务和责任“应当相适应”。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如若构成作品，且权利归属于用户，发生侵权时，平台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需主要考虑其注意义务的边界。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则指出，经济学强调“成本—收益”逻辑。工业时代，创作者投入大量时间、智力等成本，因此其著作权受法律保护以便获得收益；但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进行文字、图片等产出的投入成本明显降低。技术平台提供的应用大幅降低大家的投入成本，相关产品具有普惠性，需在此基础上探讨权益问题。

王磊也表示，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著作权法》相关问题。以服装类电商为例，文生图、图生视频等，已成为服装广告片的高效生产依托。同样一件衣服作为商品，可根据全球不同目标市场，快速生成不同肤色人种的试穿效果图。当法学界还在讨论版权问题时，国内外业界已大步前进。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丰富了数字经济，在公共领域有益于产业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在AI时代，人们无需专业技能便可创作一幅画、谱写一首歌甚至创作一部影视作品，这对文艺创作领域带来巨大冲击。据法新社3月18日报道，400多名好莱坞名人呼吁白宫保护电影作品和音乐的版权，以防止它们被人工智能（AI）盘剥利用。

对此，姚欢庆呼吁，当AI能高效生成内容时，人类需寻找主体意义的创作动力。他认为，对AI生成内容进行明确标注具有重要意义，应通过市场机制赋予人类作品溢价，通过坚守人类主体性，避免人类在智能时代沦为技术附庸。

我国人工智能立法还有多远？

今年以来，中国AI产业应用正加速前进，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动能。《政府工作报告》也继去年以来，再提推动“人工智能+”行动。在立法方面，目前全国人大尚无明确时间表。

根据王磊的观察，我国现阶段AI监管政策，主要为“小步快跑”和“让子弹飞一会儿”。

其中，“小步快跑”是指就个人信息保护、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合成伪造等具体问题，相关主管部门以敏捷治理方式给出监管要求，如十条到二十条左右的规定，具有很强针对性和灵活性。

另外，还应“让子弹飞一会儿”。

“以共享经济为例，在讨论共享经济要不要立法的过程中，共享经济就已经不具备立法规制相应的规模了。这说明市场有自我纠偏能力，要兼顾考虑法律框架，也要充分发挥产业和市场的力量。”王磊表示。

那么，我国当下是否应就人工智能进行立法？法律应该如何平衡规范与发展的关系？

在刘文杰看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断突破，对应用场景、人类生活和国际竞争的影响尚难预测，因此不宜急于立法。当前，我国行政主管部门通过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多种方式对人工智能产业进行监管，可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监管力度，相较于通过一部法律解决所有问题的设想更切合实际。

他认为，对于AI这样处于快速发展的领域，应采用相对包容的监管方式，以提倡、促进为主，让市场发挥检验作用，在不侵害人的基本权利的前提下，鼓励产业发展。但对于可能对人的基本权利造成重大伤害风险的应用，必须审慎进行安全评估。

中国AI发展如何蹚出一条自己的路？

从2023年底ChatGPT横空出世，到今年春节DeepSeek出圈，中美数字科技领域博弈愈加激烈。中国AI发展与治理应该如何蹚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郝明英指出，无论人工智能、知识产权，都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抓手，甚至已经成为部分国家的武器。如此背景之下，既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考虑，也要有国家竞争的因素考量。在全球视角与国际竞争层面，AI发展领域须加快提出 “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

朱克力也认为，在国际博弈的背景下，法律应试图与国家发展进行共振、联动，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才会更加符合时代需求。具体而言，法律应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结合，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法律规制，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在人工智能领域，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应关注技术的快速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及时调整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适应新的技术环境和社会需求。”朱克力表示。

走出去智库合伙人张颖也指出，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立法过程前后历经数年，在历经相当多质疑后终于出台，却在本次巴黎AI行动峰会后，决策层却决定近期不予执法，而是寻求促进欧盟AI技术和产业发展，相关立法完成后却陷入可能搁置的状态，令人十分唏嘘。

姚欢庆则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也对人类带来诸多挑战，其中包括巨大算力需求带来的能源消耗与环保问题。微软2023年总碳排放比2020年高30%左右，人工智能浪潮下气候目标或难以维系。

“包括中国在内，各国都应以人为本，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考虑人工智能的发展，共同探索负责任的前进道路。”姚欢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