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人叶宝林一组题为《赋律》的七律作品，读后令人耳目一新，心有所动。这34首以“赋”冠名、以“物”为题的律诗，看似寻常咏物，实则意蕴深远，展现出作者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力与独特的哲思艺术风格。从蚂蚁、蜉蝣、蝼蛄等微小生灵，到扇子、雨伞、拐杖等日常器物，叶宝林以“小物”为切入点，借物抒怀，托物言志，将个体生命体验、社会现实观察与宇宙人生哲理融为一体，构建出一种“小物大思”的独特创作格局。其诗不仅在艺术上达到情景交融、意境悠远之境，更在思想层面体现出对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易经》《道德经》等经典哲思的深刻体悟与创造性转化。

叶宝林的创作思想核心，可归结为“以物观道”。他并非止步于对物象的形貌描摹，而是将每一物视为“道”的具象载体，通过对其形态、习性、命运的细腻刻画，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生命哲理与宇宙法则。物即道，道寓于物，二者互为表里，浑然一体。如《山泉赋》：“辞高一去归溟底，利世芸芸道未争”，以山泉自高处奔流而下、润泽万物却不争功名的品性，暗合《道德经》“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核心思想。山泉之行，即“道”之行；山泉之德，即“道”之德。又如《水酒赋》，写酒体的水火相融，假杯中之物，揭示了《易经》里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理。

叶宝林的写作风格，呈现出“寓庄于谐、以小见大、虚实相生”的鲜明特色，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其艺术魅力的基石。

“寓庄于谐”是其智慧的外化。他常以轻松、诙谐甚至略带调侃的笔调，书写严肃深刻的社会批判与人生思考。如《苍蝇赋》中“屏风正欲观虫画，借点青蝇构墨图”，化用“误点成蝇”的典故，将苍蝇之“污”与画壁之“洁”形成强烈反差，讽喻现实中某些“污点人物”对清正环境的破坏，语言机智，讽刺犀利，令人会心之余又不禁使人警醒。《南郭赋》则借“滥竽充数”之典，直指当下人才评价机制中的形式主义与虚伪风气，“人才不抵伪人精”一语，直击要害，发人深省。这种“谐”并非轻佻，而是智者冷眼观世的幽默，是诗人对现实清醒而深刻的洞察。

“以小见大”是其最突出的艺术手法。他从不直接书写宏大主题，而是以最微小、最平凡、最易被忽视的物象为切口，从中开掘出广阔的思想空间。《蝼蛄赋》写地下之虫，“平生忏悔赎苗祸，舍与鸡虫兑蛋香”，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观察看待一个微小的生灵，既有批判的角度写其危害性，又有褒扬的角度赞其功用性，不仅可以松耕土地，更可舍身喂鸡换来“蛋香”，把一个无知的小虫，升华为一个知道“忏悔”有着“救赎”心态的“悟者”，充满了幡然醒悟的禅智。这种从“小”中见“大”的写法，使诗歌既有现实关怀的锐度，又有人文温馨的厚度，更蕴含文化反思的深度。

“虚实相生”则体现在其意象营造与意境构建的高超技艺上。叶宝林善于将具体物象与抽象哲理、历史典故与当下现实、自然景观与心灵世界巧妙融合，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审美空间。《红莲赋》通篇以“空”字贯穿，“内外皆空色与同”“红莲出水清空立”“藕眼虚心洞洞空”，创造出一个空灵澄澈、禅意盎然的艺术境界。《白云赋》写“远世离尘嫁与风，南浮北往任西东”，以白云的飘忽无定，喻示老子“无中生有”的宇宙观，其“心舒漫卷无还有，影去形消色去空”之句，更将物象的消逝升华为对存在本质的玄思。

叶宝林“赋律”作品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其对古典诗词格律的精深掌握与创造性运用。作为长期研究《周易》与诗词格律关系的学者，他深谙平仄、对仗、用韵之法度，作品严谨工整，音韵和谐。然而，他并不为格律所缚，而是在规范中求变，在传统中出新。

从对当代诗词创作的启示来看，叶宝林的“赋律”系列提供了宝贵的借鉴。首先，它证明了古典诗词这一古老文体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创作者能否赋予其新的思想内涵与时代精神。其次，它启示我们，诗词创作不必追求宏大叙事或华丽辞藻，从身边之物、日常之景入手，同样可以写出深刻之作。“以小见大”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观照世界的方式。再次，它强调了诗人应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与独立的思想品格。叶宝林的诗之所以能“小中见大”，正源于他对《易经》《道德经》《庄子》等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最后，它展示了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既尊重格律，又不拘泥于格律；既运用典故，又能翻出新意；既扎根传统，又能吸纳现代科学概念。这种“守正创新”的态度，正是当代诗词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