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立足新征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了战略擘画。11月7日至8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广东视察，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其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珠海深刻把握时代方位、扎实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市委九届十次全会结合珠海实际，对贯彻总书记指示和省委省政府要求、谋划“十五五”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认真回顾来时路，有利于更好地走好当下路、谋划未来路。认真审视和阐发珠海历史文化的深层特征，不仅有利于深刻把握珠海的城市文脉和气质、性格，更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珠海奋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要增长极、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建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样板提供历史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要求要“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珠海的历史文化，在千年演进中凝练形成粤海门户、移民热土、开放先锋、创新摇篮、忠义血脉五个相互关联、有机统一的基本特征。这五个特征，根植于独特的地缘格局与移民社会结构，淬炼于中西文明的碰撞融合，彰显于敢为人先的探索实践，升华于忠勇抗争的精神传承，共同构成了珠海城市发展史的基因密码。

对珠海历史文化的简要回顾

大体上以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澳门、淇澳岛抗英、日本侵华、新中国成立和建立经济特区为五个核心节点，珠海历史可以分为六个阶段。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澳门之前是珠海的史前时期和古代史时期，以宝镜湾岩画和沙丘遗址为代表，珠海是中国南海海洋文明的一个重要发祥地。随着盐业、银业、渔业和商贸逐步发展，珠海在宋元时期已经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随着澳门被逐步侵占和开埠，珠海这片远离中原的偏隅沿海地域，成为与西方文明靠得最近的地方，成为古代中国为数不多能与西方世界不间断开展商贸的地区，为更早接触西方近代思想、间接感受西方生活方式及文化奠定基础。加之珠海本身就是移民社会，在移民勇于试验、敢于创新的文化基因促进下，整个珠海社会风气逐步开化，加快走向近代化。以淇澳岛抗英事件为标志，珠海事实上进入近代化阶段，珠海人引领和参与了近代史上的多次时代变革和重大事件，从商贸交流发展到教育和思想启蒙，最后上升成为政治革命，涌现出一大批实业家、教育家、革命家及文化名人，带动了全国工商业发展、教育文化事业转型、改良革命思潮及行动，成为珠海历史中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随着江浙及上海经济迅速发展，进入20世纪30年代，我国政治经济重心转向长三角，抗日战争使得珠海成为海防前线，其经济和创新功能逐步让位于海边防功能。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珠海相继成为对日斗争、对国民党反对派斗争以及港澳工作第一线。1953年4月，政务院批准成立珠海县，明确其设立目的为加强海边防管理，发展渔农业生产。珠海县全境被划为边防区，珠海在全国经济发展及改革创新中基本处于边缘地位。

直到1979年建市、1980年建立经济特区，珠海的功能定位再次发生重大变化，成为我国以开放引领改革的先行区。珠海牢牢抓住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带来的机遇，依托港澳发展外向型经济，率先探索对外开放之路；率先探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率先探索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之路；率先探索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并进之路；探索服务“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之路，在发展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逐步积淀出城市历史文化的五个特征。

粤海门户：地缘禀赋铸就的千年通衢

文化源于地理，地理空间的独特性往往是城市文化特征的源头活水。珠海坐落于珠江入海口西岸，东与香港隔海相望，南与澳门陆地相连，扼守珠江流域出海通道的咽喉要冲，这种“承陆启海、连接内外”的地缘优势，使其自诞生之日起便肩负起“粤海门户”的历史使命。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船云集到近代粤港澳的商贸融汇，再到当前大湾区以港珠澳大桥为代表的立体交通网络，珠海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历经千年演进，始终扼守中西交流咽喉要地，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格局中占据关键地位。

珠海是一座因海而生的城市，海域面积9348平方公里，是陆域面积的5.4倍；岛屿数量262个；大陆海岸线224.5公里，珠三角最长。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看，珠海是一座从海滨海岛混合区域逐步“长出来”的城市，其陆域形成源于自然泥沙堆积和人工围海造田。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在隋朝之前，现今的香洲区和高新区大部分还主要是与大陆分离的岛丘地貌；横琴尚是大小横琴两个岛屿；西部除三灶岛和高栏岛之外，现今金湾区和斗门区南部的很多区域都是一片汪洋大海。隋唐时期，西江泥沙加速堆积，珠海的陆地范围逐步扩大。盐业、银业的发展吸引移民不断涌入，开始了围海造田。经过宋元两朝自然泥沙堆积和小规模的人工围海，至明代，珠海的主体部分已经与大陆相连，斗门区大部分成为陆地，斗门区南翼和三灶岛之间的大片海域开始逐步成陆。到了清代和民国时期，珠海人口膨胀，乡村扩张，斗门海岸线加速南扩，但平沙、红旗、白蕉、三灶、南水的相当部分地区仍为海洋。新中国成立后，为发展国营农场（如红旗、平沙农场）、水产养殖及扩充工业用地，政府主导了大规模围垦，将斗门、金湾等原本相对孤立的区域（如三灶岛）与大陆连接起来，西部地区成为一个陆地整体，横琴围垦又将大小横琴岛连接、扩大，最后把高栏岛与陆地连接起来，珠海城市陆地轮廓才最终形成。

珠海的远古历史，发端于南海的海洋文明，是中国早期海洋文化的典型代表。距今3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居住在南海海岛的人已成群分布。最晚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岭南越人便已开始了向海洋的探索。珠海宝镜湾发现的岩画上刻有船的造型，“船头尖翘，头顶装饰似鸟头。船身以两条线构成，后部竖一长竿”。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淇澳后沙湾、三灶草堂湾、前山南沙湾、香洲棱角咀等地发现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沙丘遗址80多处。

珠海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于唐代已见端倪。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一条重要的通海夷道，就是从广州出发，途经屯门山、九州石、象石，到达东南亚、南亚等地。对于“九州石”的今地考订，学界有观点指向珠海的九洲洋。这一考证将珠海置于唐代远洋航线的关键节点上，印证了其作为广州外港及航海门户的早期功能。后世的考古发现也佐证了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珠江口的淇澳岛牛婆澳遗址、平沙棠下环遗址等处，发现一批唐代风格的黑陶罐、越窑青瓷碗、釉盏等残片，还有邢窑系白瓷碗，显然是唐代中国的外销瓷器。

唐代以后，珠海海域作为中外商船往来的要道，其对外贸易活动持续活跃。考古工作者在珠海及其附近地区发掘到大批宋代铜钱，从宋太祖到宋度宗，时间跨度近300年，或是宋朝与海外贸易所遗留。1964年，在南水蚊洲岛出土了一批青瓷器，经鉴定，这些青瓷碗、碟属元代遗物，带有草绳捆过的痕迹，整齐地叠埋在沙滩里，应是一批外销瓷器。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多次通过珠海海域，其中第二次和第六次下西洋是从广东出发，更大可能经过珠海海域。《郑和航海图》上共标注中外地名500余处，图上出现多个珠海海岛和地名，如东姜山今天称为担杆岛。

近代以来，随着澳门、香港相继开埠，珠海的粤海门户地位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从传统的海上贸易节点升级为中西文明交流的“桥头堡”。珠海与澳门陆地相连的地缘优势，使其成为内地与澳门、香港乃至海外沟通的重要通道。尤其是明清时期，珠江口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澳门为外港、珠海为通道的独特贸易体系。广州在明嘉靖、清初时期，因海禁政策成为了事实上的主要贸易口岸，尤其是清乾隆至道光年间，有80余年更是对西洋贸易的唯一口岸，成为当时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主要窗口。1574年中国政府在澳门与珠海交界的莲花茎建关闸门，1688年设粤海关澳门总口，1887年正式成立拱北关，形成“澳门集散—香山查验—内地流通”的中转流程。外国商品经澳门卸载后，经拱北关闸口等地盘验征税，再通过前山、香山陆路转运至广州；中国的丝绸、茶叶则经现珠海区域反向中转至澳门，再装船运往海外。据粤海关档案及《澳门记略》估算，18世纪中后期，经此通道中转的生丝、瓷器年值常超百万两白银，其中生丝、瓷器中转量占广州外贸总量的30%以上。

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成果也经由澳门-珠海-广州这条中西文化交流走廊传入我国。利玛窦带入中国的《山海舆地全图》是在中国刊行的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他并与徐光启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汤若望于1620年携新式望远镜来澳门，1626年用中文写成《远镜说》一书，详细介绍望远镜的性能、原理和制造工艺，成为西方近代光学传入中国之始。传教士邓玉函口授、王征译绘的《远西奇器图说》于1627年刊行，介绍了重心、比重、杠杆、螺旋等西方近代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方法，是传入我国的第一部西方近代工程物理学著作。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皮尔逊将种牛痘术传入澳门，逐渐取代中国的人痘接种术，推动了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

进入当代，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珠海的粤海门户功能实现了跨越式升级，构建起“海陆空铁”四位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成为连接粤港澳、辐射珠三角、面向全球的重要交通节点。在跨海交通方面，港珠澳大桥的建成通车，使珠海与香港之间的通行时间缩短至一小时，彻底改变了珠江口东西两岸的交通格局，珠海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核心城市。在航空方面，珠海金湾机场不仅是珠三角地区重要的航空枢纽，更是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在陆路交通方面，广珠城轨、珠机城轨等轨道交通线路的建成运营，使珠海与广州等核心城市实现无缝对接。在港口交通方面，珠海港已发展成为拥有高栏港、香洲港等多个港区的综合性港口，其中高栏港作为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已开通至东南亚、巴西等地的国际航线，2024年珠海港货物吞吐量突破1.26亿吨，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深水良港。

珠海海洋经济也书写了新的篇章。1982年，桂山岛渔民率先承包海域尝试网箱养殖。如今，珠海拥有全球首艘水体自然交换型养殖工船“湾区伶仃号”、深远海养殖平台“格盛1号”，珠海企业参与设计的海洋牧场装备占国内市场的56%，渔业从“靠天吃饭”转向“科技赋能”。2025年，珠海发布总投资1100亿元的海洋经济、海上新基建项目，聚焦“四通一联”（通航、通导、通信、通感、能源互联），打造区域性海洋中心城市。全球首台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等国之重器相继问世，“珠海造”海洋装备加速出海。

几千年来，珠海的命运始终随着对外开放、捍卫海疆的大势沉浮，随着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融汇而发展，随着开拓蓝色国土、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而成长。珠海粤海门户地位的千年演进，不仅塑造了其“通江达海、连接内外”的空间特质，更培育了其“兼容并蓄、务实开放”的文化品格。

移民热土：海纳百川铸就的活力源泉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一特质在珠海的历史文化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作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珠海千余年的发展史，清晰地呈现出一部以移民为驱动、以融合为特征的宏大叙事。移民汇聚是珠海社会形成的基石。唐至德二年（757年）设立香山镇。依托通海夷道做生意的外贸商人、维护海防保卫盐场的香山镇兵在珠海汇聚。北宋时期，随着香山镇盐业及银矿业的发展，人口增长较快，灶户初具规模。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设立香山县。随着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为避祸而举家南迁的广东南雄珠玑巷移民、随宋皇室南逃的抗元遗民汇聚珠海，香山县主要家族及重要村落初现雏形。元明时期，疍民“浮舟泛宅”沿珠江口定居，成为珠海的“水上居民”。1553年后，葡萄牙人入据澳门，海防和商贸带动城镇聚落兴起，大批周边地区百姓、外贸商人和驻军涌入，商业文化在珠海逐渐兴起。1684年后，清廷取消海禁，东南沿海地区居民纷纷回迁原地，粤东等地的客家人亦迁来香山县落地生根。晚清民国时期，珠海人口加速膨胀，乡村聚落扩张，农耕商贸繁荣。20世纪50年代珠海开始实施围海造田，大量粤西民工、政府选派的国家干部、下乡知青、印尼和越南的归侨落户珠海。各个时期的移民汇聚，使得珠海逐渐演变为一个由宋末遗民后裔、军户、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疍家人、外地商人乃至全国各地移民等多元群体组成的移民社会。在这片土地上，中原的儒家传统、岭南的务实风格、客家的坚韧刻苦、疍家的海洋气息相互激荡，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内部融合景观。

以非遗为例，三灶鹤舞相传由南宋王朝流落伶仃洋并在三灶岛定居的遗民所创，已有700多年历史。这些移民见岛上白鹤翩跹，遂模仿其姿态，将中原舞蹈元素与海岛环境结合，创造出独特的鹤舞、鹤歌与锣鼓伴奏表演形式，并融入疍家文化，发展为春节贺寿、迎春接福的重要民俗活动。乾务飘色由明人梁国栋从江西引入斗门乾务地区，至今近400年历史。梁氏家族是南宋时期从南雄珠玑巷南迁的移民后裔。斗门飘色结合岭南水乡特色，并融入广府、客家文化元素，表演内容从单纯祈福发展为展示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

改革开放后，珠海作为经济特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人才和资本，形成了新一轮的移民浪潮。这一时期的移民，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结构多元，既有来自内地的产业工人、技术人才、企业家，也有来自海外的专家学者、商人。据统计，1980年至2024年，珠海的常住人口从36.5万人增长至约250万人，外来人口占比达四成左右。进入新世纪后，跨省（区）流动人口成为珠海市人口规模增长的主体，来源地排名较前的省有广西、湖南、河南、四川、湖北。这些外来人口带来了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和专业技能，与珠海的本土文化和开放精神相互融合，形成了文化上的“杂交优势”，减少了封闭性和排外性，增强了包容性和创造性。

珠海是很多当代经济风云人物事业的起点。1989年，浙江程序员求伯君从深圳转战珠海，在简陋环境中开发出中国第一套中文字处理软件WPS，填补国内空白。1991年，安徽青年史玉柱在珠海创办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1992年，湖北人雷军加入珠海金山公司，2011年出任金山软件董事长。截至2024年，珠海的国家级高层次人才中，外来人才占比超过70%，他们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

移民热土的特质，使珠海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包容的城市文化和创新的活力。移民带来的多元观念、风俗和思想，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移民特有的冒险精神、协商文化和包容基因，形成了既尊重规则又善于变通的理念，激发了城市的创新潜能，成为珠海持续发展的重要活力源泉。（未完待续）

（作者系珠海市社科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