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平崛起的主动抉择和历史必然。这一特征与中华优秀传统“和”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沿袭“和而不同”处世之道的文化基因

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指不同事物的统一、和谐或掺和，自西周末年开始被作为哲学概念使用，出现“和”“同”之辩。

史伯认为“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国语·郑语》），并提出“和实生物”的观点：事物得以产生和发展在于统一不同的因素，形成“和”生万物、和而不同的理念，第一次对“和”与“同”的概念做了区别。

春秋末期晏婴进一步发展史伯的思想，认为和既是多样性的统一，又是对立面的统一。孔子继承和发挥史伯、晏婴的思想，强调“和”的社会功能，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意谓君子能与持不同意见的人平等以待、相互尊重但不会无原则地附和苟同。孔子论“和”包含了不偏不倚、中和适度的中庸思想，此后一直为儒家所强调。

除儒家外，诸子各家亦有论“和”。

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管子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提出“和合故能谐”的思想。

墨子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原则：“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庄子认为：“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在有关“和”“同”之辩的传统文化观念中，儒、道、墨等诸家的核心思想里都包含了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的辩证思维。“和”是事物的本质，前提是差异、不同甚至对立，通过结合、融通不同事物元素的动态过程，而使事物生发、生成、生长。“和实生物”“和而不同”意在融不同而求“和”求发展，承认事物之间的矛盾，尊重观念的差异，允许多样个性的存在，追求的是内在的统一而非表面的一致。“和实生物”“和而不同”体现了中国古人探求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处世智慧，其中蕴含的辩证思维为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

汲取“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治理智慧

相对封闭且静态的农耕文明塑造了中华民族追求安定和平、崇尚和谐共生的民族性格，而中华文明生成之时，还是小邦国林立的时代，时人思考对内如何治理邦国、对外如何与其他邦国交往便形成了一套以“和为贵”为价值支撑的治理国家事务的政治智慧，展现为亲仁善邻、止戈止武，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核心理念。

“和”是镌刻在中华民族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里熔铸了“睦邻友好”“与邻为善”等价值理念。孔子曰：“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认为：“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孟子》）。

因为文明铸就的自信底气，“亲仁善邻”遵循的是“以教化人”、“以文化育”的原则，“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华夏与夷狄有别，则以华夏文化吸引、以华夏文明感召，使夷狄认同与归服华夏文明。与邻里、邻邦、邻国友好往来、和睦相处，是中国古代总结出来处理与他人、与他国交往的思想理念，体现了中华文明追求和睦、崇尚和平的鲜明的精神气质。

毋庸置疑，中国古代不乏历代王朝更迭的战争与疆土扩展的征伐，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从源头上就融入了“不争”“不战”“慎战”“止战”的智慧，认为兵器是凶器和不祥之器，战争是逆德之事，“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致于人。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尉缭子·武议》）强调的是“国虽大，好战必亡”。

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认为战争是“以战止战”的万不得已的策略。

荀子主张以仁德感化使天下归服：“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

墨子主张“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

即使是专事军事与战争谋略的兵家也以不战而胜为战争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彰显中国古代军事家的和平主义精神。

《孙子兵法》则处处体现着眼于“备”、立足于“防”的战略思维，如“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以虞待虞者胜”等，核心也是为了能够避免以战争解决冲突。这些都是在中华民族崇尚和平的文化基因里形成的对“战争”的独特理解与东方智慧。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与天地合德”“与天地参”“赞天地之化育”（《中庸》）在中国古圣先贤的视野里，万事万物因同源同质而同构，天、地、人是合而为一的，他们关注的是融合生长于自然的人类整体，因此思索的是超乎族群及国家观念之上的“天下观念”——如何使万邦协和，如何使万国咸宁。事实上,儒家伦理的终极关怀是面向整个“天下”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出现在《礼记》当中,而中国近世以来发展出来的一套“天下公共之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公共理性话语，无不充分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天下”观念......归结而言,儒家伦理学是以实现天下一体同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终极关怀的伦理学。

《尚书》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周易》书：“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乾卦·彖卦》）“协和万邦”、“万国咸宁”两句都论述了如何协和“家庭-家族-社会-邦国-天下”这一层层上升的系统，也就是前述的天下观念。“协和万邦”理念源起于解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争端，主张通过协调消除冲突、弥合分歧以实现和平共处，强调伦理的感召力。“协和万邦”理念本质上有别于西方文明国强必霸的强权政治，它倾向于维持和平而不是挑起纷争，是中华民族处理国家关系尤其是解决国家争端的一贯主张，既被历代思想家弘扬，如今也为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重要借鉴。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