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长期以来将其在战争中掠夺的中国文物与所谓“战争功绩”绑定陈列，试图美化其侵略历史，却对文物归属与掠夺真相避而不谈。记者此前赴日实地探访发现，日本竟将掳日中国文物当作军国主义“战利品”宣扬，陈列地就包括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针对敦促返还中国文物的呼声，靖国神社在独家回应记者问询时含糊其词，始终回避文物返还这一核心诉求。百年漂泊，万里追归，这场跨越百年的文物追索之战，本质上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追责，更是对历史正义的捍卫。

掳日中国文物竟被当作“战利品”宣扬军国主义

乘坐东京都营新宿线从九段下地铁口出站，向西步行5分钟，一对伫立在靖国神社“第一鸟居”两侧的石狮映入眼帘。“你们是从中国来的记者，一定要先看看这对石狮。”前东京新宿区议员长谷川顺一对记者介绍说，“这就是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从辽宁海城掠夺来的那对石狮。当时一共掠来三尊，两尊在靖国神社，还有一尊在栃木县的山县有朋纪念馆里。”

记者上前仔细端详，左侧雄狮右爪踏着绣球，台座上刻着“大清光绪二年闰五月初六日敬立”；右侧雌狮的左爪和背上各有一只玩耍的小狮，台座上刻着“直隶保定府深州城东北得朝村弟子李永成敬献石狮一对”——清晰地表明这对石狮来自中国。

就在旁边，一些人陆续上前“祭拜亡灵”，高中生们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吃着便当、聊着天。长谷川顺一见状称，“现在很多日本年轻人根本不知道靖国神社意味着什么，这不是一座普通神社，而是一座战争神社！”如今130年过去了，这对承载战争耻辱的石狮犹如“战俘”一般，仍被刻意安置在靖国神社入口处的显要位置，被当作“战利品”宣扬日本军国主义。

日本民间团体“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以下简称“推进会”）发起人、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披露，该会还曾在靖国神社发现一块刻有“震出东方”的石额，对方仅表示“此物疑似为军方相关人士所送，具体情况不详”。一濑称，“我们推测，这或许是尚不为人知的所谓‘战利品’。”

为敦促返还掳日中国文物，“推进会”前后5次与靖国神社交涉。除在首次交涉中靖国神社总务部长、总务课长出面与“推进会”成员会谈以外，此后便以“无法回应”为由拒绝见面。一濑敬一郎介绍说，“之前即便是同样的结果，靖国神社方面也会以书面形式回复，但第5次则以电话形式拒绝——这样不会留下任何记录。我们由此判定，靖国神社的态度进一步出现倒退。”

不过，负责对外信息发布的靖国神社社务所在独家回应记者问询时则辩称，“针对‘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提交的诉求书，神社方面已以书面形式回应该会，阐明我方立场。”对电话拒绝一事只字未提。

当前敦促返还掳日中国文物的呼声日益高涨，靖国神社方面对此持有何种立场？将以何种姿态应对？靖国神社社务所仅表示，“除《靖国神社百年史》所刊载的《皇国时报》中记载的事实外，神社方面暂无其他可说明的内容。”记者查询资料发现，《皇国时报》中清楚地记载着靖国神社门口的一对石狮来自辽宁海城三学寺。然而，针对“归还战时被掳文物成为国际主流共识，是否考虑与中方开展相关沟通”这一提问，靖国神社方面始终未予答复。

“另一座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只是掳日中国文物被当作“战利品”宣扬军国主义的冰山一角，“头号流失国宝”唐鸿胪井碑所藏的日本皇居“御府”则被称为“另一座靖国神社”。除皇室或宫内厅等有限的相关人士外，谁都无法进入“御府”区域。负责宫内厅报道的日本资深记者井上亮在其著作《天皇的战争宝库：皇居深处不为人知的靖国式“御府”》中写道，“御府”由明治天皇下令于1896年首次修建，用于收藏日本在近代以来历次战争中的“战利品”，并存放着阵亡士兵的照片、名册等资料，因兼具“慰灵”“彰功”性质，使其染上了“另一座靖国神社”的色彩。

日本学者松本冈在其著作《掠夺而来的文化：战争与书籍》中记载，时任日本“宫中顾问官”兼帝国博物馆总长九鬼隆一曾撰写《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称，日本看重的不仅是文物的艺术性和珍贵性，更要彰显其意欲称霸东亚、霸占域内经典历史文物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文物清算的意义实际上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史实的降维追责，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领土完整史证的维护，是珍爱中华文明载体的文化自信行动，这是日本政府长期回避、拒不归还被掠文物的内在原因之一。”《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以下简称《总汇》）主编之一姬巍感慨道。

《总汇》日前在上海发布，作为唯一一名进入发布会现场并全程参与交流的记者，记者与日方学者有了深入交流。“外务省充斥守旧官僚，刻意掩盖历史真相，这种风气在战后80余年的今天依然根深蒂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云山资深教授”、原北海道大学法学研究科教授吉田邦彦当场就对记者说，“《总汇》这本资料集内容翔实，可惜的是，因为日本政府一直试图掩盖历史真相，（《总汇》）恐怕难以最大限度发挥其作用。中国媒体必须加大报道力度，提升国际关注度，借助外部压力推动日方行动。”

如何击破日本的“法律防御墙”

对于追索掳日中国文物，日本在法律层面已构建起一道厚实的“防御墙”。吉田邦彦介绍说，日本民法中的“即时取得制度”，即善意且无过失的第三人通过交易占有无处分权人让与的动产时，可依法即时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原权利人的追及权相应受限，该制度是否适用于掳日文物近来争议不断。而且，日本政府无视文物的特殊性，将追溯普通盗赃物的时效定为3年，如今大多被掳文物早已届满，叠加时隔百年，日军当年许多掠夺行为的直接证据湮没在历史尘埃中，形成完善证据链面临巨大挑战。

不过，返还文物虽然属于法律问题，但道义层面更为重要。吉田邦彦表示，首先加害方必须认清历史真相，不要再刻意隐瞒，而是提高透明度，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必须明确责任，正式道歉并返还掳日中国文物。

作为我国流失海外文物追索领域的领军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政欣对记者表示，被掳文物返还在法律上属于物的所有权的返还问题，即要求原物返还，这既不是战争赔偿，也不是损害赔偿，而是要求返还原物。因此，尽管中国从政府层面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但从来没有放弃要求日本返还曾劫掠的中国文物。

他认为，追索历史上流失的文物确实无法一蹴而就，需要循序渐进、持续推进。一方面，需要加强文物的溯源工作，但这有赖于中日双方的配合，若日方不予协作，仅凭中方单方面努力，目前难度极大；另一方面，应通过持续推动国际法改革，突破现有诉讼时效的限制，最终促成文物返还。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学者崔书勉1978年在靖国神社发现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被盗运至日本的北关大捷碑，经过朝韩双方的长期努力，最终促使日本于2005年10月返还；日本还曾于2011年将在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时期据为己有的《朝鲜王室仪轨》等1205册古籍文物返还给了韩国，成为日本归还殖民掠夺文物的标志性案例。

对此，霍政欣称，冷战期间，日韩两国同为美国盟国，在美国的斡旋之下，曾解决部分文物返还问题。尽管日本向韩国返还文物具有特殊历史背景，但这些成功案例对于中国追索文物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长期追踪采访过程中，记者感受到，坚决不让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成为“最后的战俘”是中日两国有识之士的共同心愿。正如一濑敬一郎所言，或许推动日本政府实质性返还文物的进展较为缓慢，但“能让更多日本民众知晓文物掠夺的历史真相，扭转认知偏差，本身就是一项极具价值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