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乃“为政之绩”，即“为政的成绩、功绩、实绩”；政绩观，则是关于“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直接关系发展方向与治理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202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彰显了新征程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远考量：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成效至关重要。无论是制定规划还是部署实施，都需要有正确的政绩观；另一方面，从干部换届时点来看，今年地方各级领导班子将陆续换届，干部队伍容易出现政绩观偏差问题。在此背景下，从理论、文化和实践等多个维度全面溯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源流，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更是一个迫切的实践课题。

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沃土、传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为政智慧、积淀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实践历程，其生成逻辑蕴含着深厚的理论根基、绵长的文化基因与扎实的实践基础。

理论之源：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在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构成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为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最深层的理论依据，从根本上规定了政绩评价应基于人民主体地位，从而赋予正确政绩观深厚的学理逻辑与价值规范。

首先，从立场看，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同于以往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显著标志，在于其鲜明的人民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一论断直接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即政绩的归属不是少数利益集团，而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正是对这一根本立场的当代阐释。其次，从观点看，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政绩的评价标准就必须随之调整。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政绩观的演进正是唯物史观在新时代的必然要求。最后，从方法看，唯物辩证法要求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待政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核干部“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这种辩证思维克服了孤立追求GDP的片面性，强调在全局中把握局部、在长周期中考量短期，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为正确政绩观提供了从立场确立、规律认知到方法论指导的完整理论框架。

文化之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为政智慧

在文化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为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沃土。“政绩”一词文脉悠长，早在《后汉书·虞延传》中就有“历位二府，十余年无异政绩”的记载。千百年来，围绕如何施政、何为良绩，先贤积累了宝贵的理念。

其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奠定了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从孔子的“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朱熹的“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到黄宗羲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历史上诸多学者都推崇民本思想，认为民心向背决定了国家和政权的稳固性和长远性，治国理政重在得民心，这种重民、爱民、顺民的思想基因，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源头。其二，“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务实作风明确了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路径。中华文化向来推崇“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反对坐而论道、华而不实。这种实干品格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高度契合，构成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文化底蕴。其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长远格局涵养了正确政绩观的境界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视长远利益，强调“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反对“竭泽而渔”的短视，为理解“显绩”与“潜绩”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文化参照。

实践之源：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政绩理念

在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践行正确政绩观、为民创造实绩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围绕革命战争与群众动员展开。党深刻认识到，能否发动人民、依靠人民、守护人民，能否推翻压迫人民的三座大山是检验革命成绩的根本尺度，这一时期体现的是“为民革命”的政绩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党带领人民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形成了以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提升组织化治理能力为目标的政绩观体系。通过注重长远布局与艰苦奋斗，集中力量办成了一些意义非凡的大事，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大庆油田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工业项目，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健全。这一历史时期，要做的是淬炼“艰苦创业”的政治本色，积蓄发展底气，体现的是“制度建构型政绩观”。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聚焦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了破除计划经济束缚、激活市场活力的核心任务。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绩观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这一历史时期，要做的是传承“实干兴邦”的优良作风，破解发展难题，体现的是“发展导向型政绩观”。但由于考核体系的不完善和认知的偏差，一些地方和部门也出现了“唯GDP论英雄”的错误倾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基于对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与汲取，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通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了从追求发展速度向聚焦发展质量、从重视经济指标向关切民生福祉的深刻转型。这一历史时期，要做的是践行“守正创新”的履职理念，彰显时代担当，体现的是“治理效能型政绩观”。

溯源的根本目的在于正本清源、知行合一，溯清理论之源以明方向、赓续文化之脉以固根基、立足实践之本以求实效，为的是让正确政绩观立得住、行得远。唯有如此，才能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徐曼系中共珠海市委党校副教授、郝佩玉系中山市技师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