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黄廉捷的长篇小说《喜隆桥边》于2025年出版，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一份新收获。在国家战略推动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仅带来经济巨变，更催生文化新生态。大湾区文学作为区域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需承接岭南文化底色，体现开放创新、流动多元与世界视野的特质。小说以陈大阳从武汉返乡、在喜隆村养鱼创业为主线，以其与黎秀芬的情感纠葛为副线，交织谱写新时代青年回乡创业、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青春颂歌。它紧扣时代脉搏，既书写湾区乡村的创业史诗，又融入抒情诗般的细腻情感与自然描绘，为新大众文艺理论在湾区实践提供了生动范例。

新大众文艺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激发全民文化创造活力，突破精英与大众的传统界限，倡导文艺回归日常生活，呈现“人间感”与情感共鸣。小说中，陈大阳的创业历程正是这种理论的文学化呈现。他大学毕业后在武汉合伙开木料厂，虽“第一年就收回了成本，第二年厂里的利润就翻了一番”，却选择返乡，承包五叔失败的鱼塘，再次启程。这一选择置于城乡一体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呼应大湾区“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并重的战略。陈大阳身上既有上世纪80年代改革文学“乔厂长”式的魄力，更体现新时代基层青年的创新主体性：面对自然灾害、资金周转、技术难题、同乡阻挠等坎坷，他栉风沐雨、逢山开路，在青年伙伴与长辈帮扶下，实现个人价值与乡村振兴的双赢。这种创业史书写，不再是抽象的经济叙事，而是新大众文艺“生活化”“可及性”的体现，用小切口折射大时代，展现湾区乡村从传统渔村向现代生态产业的转型。

与经典创业文学相比，小说在代际关系处理上展现新意。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代表先进生产力，与守旧的父辈梁三老汉形成鲜明对立。而在《喜隆桥边》中，青年创业离不开父辈支持：陈大阳初次创业向父亲借启动资金，后续养鱼获父母坚定援助，还得强叔技术指点；黎秀芬返乡任村干部，亦有父亲出谋划策。这种协同而非对立的伦理叙事，基于现实观察，体现新大众文艺“紧贴当下”的特点。在湾区城乡融合进程中，代际智慧互补，共同服务人民，构建温暖的人文生态，避免了以往文学中父辈的“落后”标签，凸显新时代的共生温度。

副线情感叙事则注入浓郁抒情诗意，实现了史诗性与抒情性的有机融合。中国文学历来有抒情传统，“心与物游”“感物吟志”构成本土审美核心。小说中，陈大阳与黎秀芬作为老乡兼同学，恋爱多年因误会分手，重逢于家乡：他创业，她选调为村干部，相互扶持，再续前缘。作者以古典韵味处理——“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般的田园互助，充满诗意牧歌。他们的感情同样历经波折：陈告知父母时遭阻，牵出父辈恩怨（黎父任支书时，陈父拉土受伤未获及时救援）。但子一代情感突破梁子，最终修成正果。两人恪守岗位，以不同方式贡献新乡村建设，生动映照中华儿女的代代传承。这种抒情维度，与创业史的宏大叙事交织：鱼塘风光、乡村日常的细腻描绘，如散文诗般优美，增强了作品的审美感染力，避免了纯创业小说的模式化。

事实上，黄廉捷在小说艺术手法方面展示出较强的处理能力，成功化解了主旋律作品人物漫画化、情节僵硬化、结构缠绕化等常见的问题。作者巧用多种手段，人物立体生动，情节清晰跌宕，结构精于剪裁。家乡方言运用尤其出彩：喜隆村“由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三大民系融合”，“拉埋天窗”“衰仔”“吹水”等粤语词汇，使对话诙谐幽默，人物活泼鲜活，充满湾区地域文化多元色彩。这不仅增强地方认同感，也契合新大众文艺的“大众性”与“融合性”，让作品更具传播力和亲和力。而且，次要人物塑造同样精细，避免沦为陪衬。张小爱作为陈父母超市财务人员，后帮忙鱼塘，外向伶俐：对陈母撒娇“带多点好吃的过来，要不大阳哥饿了，可不关我的事呀”；见陈、黎重逢时调侃“大阳哥今天是不是被勾了魂了……天下的男人都一样”；知情后亲切唤“嫂子”。这些细节丰富叙事层次，增添生活烟火气，体现新大众文艺对“微末人生”的关注与人间温情。

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语境中，《喜隆桥边》展现独特价值。它承接岭南文化平和温婉、清淡明丽的底色，又融入开放创新的特质：城乡转型中的新移民经验、生态创业实践，以及多元民系融合的文化交融，共同构成“人文湾区”的文学镜像。作品不只记录经济巨变，更通过青春奋斗与情感抒发，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读者对乡村振兴的文化认同。

总体而言，《喜隆桥边》立意鲜明、主旨突出，却以生动人物、流畅跌宕情节和精妙结构，实现创业史的现实厚重与抒情诗的审美轻盈的辩证统一。它是新大众文艺在湾区乡村的落地实践，为数字时代全民文艺参与提供文学样本，也为大湾区文学共同体建设贡献青年力量。期待更多如黄廉捷般的创作者，续写湾区新故事，绘就乡村振兴与人文湾区的壮丽图景。

（《喜隆桥边》 ，黄廉捷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