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篇章，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深刻把握这一思想的理论品格，关键在一个“通”字——贯通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价值与方法、治党与强国。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质，完成了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理论建构，实现了从问题意识到体系思维、从经验探索到规律把握、从组织治理到政治引领的历史性跨越。这一思想既承继了中国传统体用论的思维精髓，又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体”之确立：

在回答重大时代课题中构建党建理论的主体框架

中国思想传统中的“体用”范畴，首先强调的是主体本位与功能客位的内在联系。“体”指具有独立性的主体、实体，“用”则是该主体所发挥的作用与功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贡献，首先在于它以“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为本体论基点，构建起了一套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理论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体”作为党的根本性质、主体本位与核心原则而确立，构成全部党建理论赖以展开的逻辑起点。

“体”的提出，源于对时代课题的深刻把握。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崭新课题。马克思、恩格斯预言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列宁在社会主义国家初步探索了执政党建设，但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是需要不断回答的历史之问。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深刻性在于，自觉地将党的建设置于“长期执政”这一根本前提下来思考，由此形成了对政党建设规律的全新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二个答案的重大论断，正是从历史纵深上回答了长期执政的政党如何永葆生机的根本命题。这一论断深刻揭示，党的主体性建设不仅是组织层面的自我完善，更是政治力量的系统性锻造，充分体现了体用论中“体”作为根本性质的理论内涵。

“体”的构成，具有严密的逻辑层次。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之所以是一个有机整体，在于它呈现出层层递进的内在逻辑：从“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到“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解决的是“谁来领导、如何领导”的根本原则问题；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到“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解决的是“建设什么样的党、为谁建设党”的战略方针和价值根基问题；从“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到“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解决的是“用什么铸魂、靠什么立基”的思想政治基础问题；从“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到“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解决的是“靠谁干事、怎样组织”的骨干力量和组织保障问题；从“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解决的是“如何正风、如何肃纪、如何反腐”的治理路径问题；从“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到“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解决的是“靠什么保障、谁来落实”的长效机制和动力机制问题。这一逻辑链条，体现了从根本原则到具体路径、从价值导向到制度安排的完整建构。正如中国传统体用论所强调的，在“体用一源”之中始终存在着“体”的优先性和本原性——在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党的主体本位和根本性质正是全部实践展开的第一依据。

“体”的原创性，在于对政党建设范式的重要突破。传统的政党建设理论侧重于组织的内部治理，而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从“组织自身建设”到“政治力量锻造”的范式转换——党建不只是把党组织管好，更是把党建设成为能够引领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坚强政治力量。这一转换使党的建设超越了“组织管理”的技术层面，进入了“政治引领”的战略层面，获得了超越一般党建经验的高度，从而在主体本位层面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时代化发展。

“用”之展开：

在解决管党治党突出问题中形成实践的功能体系

中国传统体用论的第二层内涵，是透过外在现象揭示内在本质，从“用”中把握“体”的规律性呈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深刻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理论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并指导实践。习近平党建思想之所以“管用”，就在于它把根本原则转化为可操作、可检验、可深化的实践体系，形成了从战略方针到具体路径的完整链条。“用”在这里既体现为党的主体功能的外在发挥，也呈现为根本原则在管党治党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以问题为导向确立实践起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面党内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管党治党宽松软、腐败问题滋生蔓延、不正之风屡禁不止——从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抓起，由“打虎”“拍蝇”“猎狐”形成震慑，以雷霆万钧之势刹住了歪风邪气。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是书斋里的理论推演，而是在同党内突出问题作坚决斗争中生成的。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使理论获得了最坚实的实践根基，恰如体用论所揭示的：事物的功能作用（“用”）是认识其本质（“体”）的现实途径。

以系统思维构建实践路径。“达用”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应对，而是运用系统观念整体推进党的建设。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使“软约束”与“硬约束”有机结合；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使“治心”与“治行”协同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使惩、治、防形成闭环。这“三个结合”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系统治理智慧：它不是单兵突进，而是多路合围；不是零敲碎打，而是体系重塑。这种系统性正体现了中国体用论中“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辩证智慧——本质与现象、根本原则与具体方法之间始终保持着内在的统一性。

以制度创新固化实践成果。从制定修订150多部中央党内法规，到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使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使党的建设从“人治”走向“法治”，从“运动式”走向“常态化”，从“阶段性”走向“长效化”。这一制度化的实践路径，确保了管党治党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体现了“体用”论中“用”对于“体”的呈现与巩固功能。

以责任落实形成实践闭环。管党治党的最大难题，常常不是“有没有制度”，而是“有没有人负责、能不能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抓住“责任”这个关键环节，建立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形成明责、履责、督责、问责的完整链条。责任的确立，使党的建设从“软任务”变成“硬指标”，从“说起来重要”变成“抓起来具体”。通过这一功能体系的系统展开，党的建设在实践层面获得了完整的操作路径和检验标准。

“体用贯通”：

在整体性思维中实现价值、制度与行动的有机统一

中国传统体用论的最高境界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既内在坚守根本原则，又将这一根本原则充分运用于具体实践，使二者互为依据、相互渗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卓越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体”与“用”的简单拼接，而是实现了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与实践行动三者的有机统一，形成了“以体统用、以用显体、体用互促”的动态机制。这一“贯通”既承袭了胡瑗“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精髓——将圣贤之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又结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品格，赋予了体用关系以全新的时代内涵。

贯通价值与制度。初心使命不是空洞口号，而是通过“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加以固化；为民情怀不是抽象宣示，而是通过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行动加以落实；理想信念不是空喊口号，而是通过“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的思想工程加以巩固。价值理念获得制度载体，制度安排体现价值导向，二者互为依据、互为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思想上的统一是党的团结统一最深厚最持久最可靠的保证”，而思想统一又需要制度来维护和巩固。在这里，根本原则（体）及其具体运用（用）实现了内在融通。

贯通治党与治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重大突破，在于打通了“党的建设”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它深刻揭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把全面从严治党从党内治理上升为强国建设的战略支撑。无论是“十五五”规划的制定实施，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都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把党的建设作为根本前提。这种贯通，使党的建设不再只是“党自身的事”，而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战略工程。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正确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指导实践，在于它准确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党的建设规律与国家发展规律的内在统一，正是“体用贯通”的最高体现。

贯通治标与治本。反腐败斗争从“不敢腐”的强力震慑，到“不能腐”的制度约束，再到“不想腐”的思想自觉，体现了从治标到治本、从“刮骨疗毒”到“固本培元”的递进深化。作风建设从纠治“四风”的具体整治，到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贯彻落实，再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引领，体现了从行为规范到价值重塑的逐步升华。这种由表及里、由外而内的贯通，使党的建设既具有雷霆万钧的现实力量，又具有春风化雨的持久效能。透过外在现象看到内在本质，正是中国传统体用论所揭示的认识论路径——在治标与治本的辩证统一中，党的建设规律得以完整呈现。

贯通继承与创新。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如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并在新时代条件下赋予其新的内涵。“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接续“让人民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全面从严治党”赓续“党要管党”的历史传统，而“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等，则是前人未曾讲过的新话。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科学的理论必须随着实际的变化、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既保持了深厚的理论根基，又展现了鲜明的时代气息。这种贯通使“体”与“用”之间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发展的动态平衡。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不是一种修辞，而是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品格的科学概括。这一思想的重大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史上，推动其实现了从“革命党建设理论”到“长期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范式演进，系统回答了权力监督、自我革命、体系治党等长期执政条件下的全新课题；在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以“十四个坚持”构建起全领域覆盖、全链条衔接、全方位发力的系统性理论框架，标志着党的建设理论从“经验集成”走向“体系建构”；在实践层面，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永葆生机活力、始终走在前列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既有“体”的高度——深刻揭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又有“用”的实际——系统回答管党治党“怎么干、谁来干、靠什么干”的实践问题，更有“通”的深度——实现了价值、制度与行动的内在统一，融通了中国传统体用论的辩证智慧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品格，在“明体”中把握规律，在“达用”中解决问题，在“贯通”中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正是这种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使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了超越一般党建理论的穿透力和引领力。深刻把握这一品格，才能真正学深悟透、学以致用，以高质量党的建设引领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作者单位：中共珠海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