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观是行政主体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直接关系政府治理的方向与效能，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政绩观正则事业兴，政绩观偏则百弊生。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伦理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需要。立足公共行政学理论视角，系统审视当前政绩观异化的深层机理，探索构建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正确政绩观的历史根基与时代内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揭示了行政权力的本质。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盛赞巴黎公社的廉价政府与社会公仆原则，指出行政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授予，其根本目的在于服务社会真实需求。

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列宁直言：“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利益作为执政的逻辑起点。从毛泽东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到邓小平同志人民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的评判标准，再到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政绩不是权力的自我证明，而是衡量社会进步、人民福祉的刻度。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转化，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传统以GDP增长率为核心的“唯速度论”政绩观，在解决“有没有”问题上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但在应对“好不好”问题时日益显现局限。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这就要求政绩观必须从经济导向转向综合价值导向，从短期显绩转向长期潜绩，从工具理性转向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政绩观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深层透视

然而，理论上的清醒不等于实践上的自觉。现实中，政绩观异化现象仍时有发生。

（一）政绩观偏差的现实表现

政绩观何以偏离初心？从现实看，少数地区和部门仍然存在五种典型偏差。

一是将绩效指标本身异化为行政目的，滋生出“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怪象。

二是追逐短平快的显绩，热衷于城市“穿衣戴帽”等面子工程，而对产业体系、地下管网、农田水利等里子工程投入不足，与“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背道而驰。

三是在追责问责日益严格的背景下，部分干部产生躺平心态和“不做不错”的消极心理，将依法行政异化为消极避责。

四是部门主义、本位主义严重，部分部门只顾追求各自的“单科最优”，合在一起却是“整体较差”，缺乏整体性视野导致治理效能耗散。

五是潜规则蔓延，重关系轻实绩、重汇报轻实干、重领导满意度轻群众获得感的功利主义风气悄然滋长。

（二）公共行政学视域下的机理分析

运用公共行政学相关理论审视上述问题，有助于揭示其深层机理。

第一，从行政目标理论看，存在工具价值对终极价值的僭越。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指出，行政人在决策中往往侧重追求“满意解”而无暇“最优解”。当行政组织将效率这一工具价值至上化时，往往会忽视行政行为的公共性本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资本主义的拜物教，揭示了当手段被误认为目的时，人的主体性将会被物化。在行政领域，政绩拜物教极易导致行政主体成为数据的奴仆，而非人民公仆。治理现代化首先要求的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防止行政过程迷失于技术指标而背离公共性本质。

第二，从政府绩效评估理论看，存在指标体系下的价值偏斜。当绩效评估过度依赖量化指标时，容易出现指标陷阱。其典型表现是：容易测量的指标被过度关注，难以测量的关键任务被忽略。许多部门和地方的绩效评估体系存在“部门自定、自我循环”等问题，指标设置缺乏科学的民主参与和公众评议，使得下级政府采取选择性执行策略，优先完成权重高、见效快的指标，无暇直至放弃基础性、长期性工作。

第三，从行政责任理论看，存在问责机制中的激励扭曲。库珀的《行政伦理学》将行政责任分为客观责任（对上级、法律负责）和主观责任（对良知、价值观负责）。在条块分立的管理体制下，客观责任往往通过层层加码下达，下级政府或者部门处于压力型体制的末端。当任务远超资源承载能力时，下级行政主体极易产生责任规避行为。

第四，从整体性治理理论看，碎片化治理容易陷入合成谬误。佩里·希克斯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以协调、整合和系统思维应对复杂公共问题，追求整体公共利益最大化。然而，受现有部门化政绩考核驱动，各部门竞相追求局部政绩最大化。由于缺乏强力有效的跨部门统筹，各自为政的举措相互叠加，反而引发政策冲突与资源内耗，使部门利益优先于整体公共利益，最终令个体理性演化为集体非理性，落入合成谬误的困局。这严重背离了整体性治理的核心原则。

第五，从组织文化理论看，存在行政伦理的弱化。根据埃德加·沙因的组织文化理论，组织文化的核心是深层且常不被察觉的基本假设，它通过影响价值观与规范，无形中支配着成员的行为模式。当功利主义潜规则（重关系轻实绩、重汇报轻实干、重领导满意度轻群众获得感）取代了健康的基本假设，成为行政组织中普遍遵守、视为当然的默认逻辑时，个体的趋利避害就会不断复制这种逻辑，形成负向强化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固化为难以逆转的组织惯性。

构建正确政绩观的系统路径

问题倒逼改革，症结指引方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一场触及灵魂的价值革命，也是一项涉及制度、责任、文化、技术的系统工程。

（一）价值重塑：确立人民至上的行政伦理。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性立场，解决“为谁创政绩”的根本问题。借鉴“负责任行政”理论，完善公务员行政伦理准则，明确政绩创造中的伦理红线。要强化理论武装，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理念内化为行政人员的价值自觉，破除官本位意识。“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政绩的本质，应当是干部与群众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现实结晶。政绩的最终评判者，只能是人民。

（二）制度刚性：完善差异化、综合性的绩效评估体系。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重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分类差异化考核机制，针对不同区域主体功能定位设置差异化指标，不搞“一刀切”。引入潜绩评价维度，借鉴卡普兰与诺顿的“平衡计分卡”理论，建立包含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民生福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指标体系，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地下管网建设、基础研究投入、历史文化保护等隐形政绩的权重。“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只有重视基础性、长期性工作，才能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强化第三方评估与公众参与，建立“下评上”“民评官”的逆向考核机制，让群众成为政绩的最终评判者。

（三）责任强化：健全全周期的权责对等机制。构建权责清晰、激励相容的行政责任体系。落实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对于形象工程、烂尾项目以及破坏生态环境、造成重大财政风险的决策，实行终身追责，防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的“三拍”现象。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合理界定探索性失误与违法违纪的边界，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不以一眚掩大德”，要鼓励敢闯敢试、先行先试，避免“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的消极避责。强化财政预算硬约束，严格落实预算绩效管理，从源头上管住政绩冲动的资金来源。

（四）整体协同：推进跨部门跨层级的整体性治理。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构建协同高效的行政运行机制。建立高位协调的议事协调机构，对涉及多部门、多领域的综合性工作，统合资源、统一目标、统一考核。深化“放管服”改革与数字政府建设，打破部门信息壁垒，通过“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倒逼部门以整体政府的形象面向群众。“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只有站在全局高度统筹协调，才能避免合成谬误，实现整体效能最大化。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经验，将“群众和企业办成一件事”作为业务流程设计的起点，从源头上消除部门分割带来的行政壁垒。

（五）组织重塑：培育求真务实的行政文化。文化变革是最深层的变革。文化如水，润物无声；文化似根，固本培元。政绩观的根本转变，最终要依靠行政文化的深层重塑。

树立鲜明的用人导向，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硬杠杠”，重用那些在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方面做出实绩的干部。“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选人用人是最大的风向标。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大力精文减会，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切实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深入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构建学习型组织，鼓励干部深入调查研究，增强把握复杂局面、处理两难问题的能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只有深入基层、掌握实情，才能从源头上减少盲目决策和主观臆断。

政绩观是一面镜子，折射出行政主体对权力来源、价值归属和实践路径的根本认知。无论是中国古代政治智慧“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深沉告诫，还是中国共产党人“人民本位”的矢志追求，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始终如一：政绩必须为人民而创、由人民评判、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落脚点在于回归这一朴素的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也是检验政绩的唯一标准。唯有以正确政绩观的主动实践回应人民期待，方能书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合格答卷。

（作者单位：珠海市人大常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