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气轮回中的生命哲思

——读徐汉洲的组诗《岁月有痕》感想

□ 夏 寒

原载于《北方文学》2025年第4期的组诗《岁月有痕》（作者徐汉洲）以二十四节气为经纬，编织出一幅农耕文明与生命哲思交织的画卷。

时空经纬中的文明镜像

组诗以二十四节气为叙事框架，构建起一个跨越时空的农耕文明坐标系。诗人将“气温扶摇上升”的物理变化转化为“掀开薄膜”的农事动作，使抽象时序获得可触可感的生命质地。这种时空编织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摹写，更是对现代性时间焦虑的回应。当“寒潮预报”与“立春日”并置时，自然节律与人为干预的微妙博弈跃然纸上，暗合《诗经》“七月流火”的古老节奏，形成跨越三千年的文明对话。

在《二十四个节气》中，诗人以“一字排开自带韵脚”的庄严姿态，重构了农耕社会的时序信仰。这种秩序感在“禾苗躬身水里与鱼潜游”的和谐图景中得到延续，又在“老人修理农具”的孤独剪影中产生裂变。诗人通过这种张力结构，既延续了陶渊明式的田园理想，又注入了现代性孤独的思考。

意象系统的三重构建

自然意象的哲思化：诗人将气象现象升华为存在之思的技艺令人叹服。“雨捆住幻想”的悖论式表达，既延续了王维“空山新雨”的禅意传统，又通过“向空虚的人抛下绳索”的救赎意象，赋予自然现象以存在主义的重量。在《三月的花海》中，“空无一人的孤绝之美”与“葬身花海一夜白发”的悲剧性转折，形成了艾略特式“客观对应物”的效果，在矛盾中抵达生命的真实。

农耕意象的符号化：组诗中的农耕意象超越了简单的田园牧歌，成为文明演进的密码。“布谷鸟布谷的经年”重构了《诗经》中的鸟鸣意象，被赋予生态警示的新内涵；“牵牛藤缠上毛竹” 的细节，则暗含依附与共生的哲学思考。

身体意象的隐喻性：诗人以身体为媒介打通时空隧道的技艺令人惊叹。“光脚丫捅进胶靴”的触觉记忆、“少年裸露小腿”的季节感知，这些身体意象成为连接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桥梁。在《白露》中，“奶奶码干谷草”的场景与“狗对牛哞的疑惑”形成蒙太奇效果，使身体感知成为传递季节更替的密码。这种隐喻性表达在《又见立冬》中达到巅峰，当“母亲缝补破棉衣”的温情记忆与“重温雪花敲响飞檐”的当下体验交织时，身体成为丈量时光的标尺。

诗学手法的现代转译

悖论修辞的张力营造：诗人擅长通过矛盾修辞构建诗性空间。“冬天过了，一定是春天”的朴素宣言与“若寒冬影响春天的前程”的现实考量形成张力，这种处理方式既延续了雪莱式的乐观主义，又注入了生态危机的现代思考。在《大寒帖》中，“北风收走金灿灿的日子” 的色彩蒙太奇与“百鸟选择这天死亡”的决绝姿态并置，形成了海明威式的存在主义宣言。

古典意象的当代激活：组诗中的古典意象获得了新的生命维度。“小花布补到衣服上”的细节，将朱自清式的温情转化为存在主义的生命印记。这种激活在《立夏》中尤为突出，当“油菜花合嘴”“豌豆花羞红”的拟人化描写与“布谷鸟布谷”的古老歌谣交织时，古典意象获得了现代性的表达。

跨媒介叙事实验：诗人突破诗歌的单一媒介限制，进行跨媒介叙事实验。在《三月的花海》中，“闪电刺破恐惧” 的视觉冲击与“雨水惊动冻土”的听觉效果交织，构建起多感官的诗性空间。这种实验在《谷雨》中达到极致，当“禾苗躬身水里”的视觉意象与“我的挣扎”的心理独白交织时，诗歌获得了戏剧性的张力。

存在困境的诗意突围

组诗在“寒暑失衡”的生态危机与“艰苦追赶幸福”的生命韧性间建立了深刻的对话。诗人通过“二伯检查田边漏洞”的务实精神，回应了海德格尔“诗意栖居” 的命题，在工具理性时代重构人与土地的伦理关系。在《大寒帖》中，当“种植石碑”的仪式与“小花在心里绽放”的希望并置时，诗人完成了从现实困境到精神超越的升华。

这种突围在《春天就要来了》中呈现为复杂的张力结构。当“小朋友脱外套热火朝天”的童真与“天寒地冻预报”的凝重并置时，诗人揭示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与不屈。

组诗结构的交响性

各节气诗篇既保持相对独立性，又通过“雨”“花”“雪”等核心意象形成复调结构。从《立春》的秩序追寻到《大寒帖》的希望微光，构成完整的生命轮回叙事，呼应但丁《神曲》的三重结构，展现中国式存在主义的独特路径。

当“小花布补到衣服上”的细节成为时光印章时，组诗完成了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的升华，最终指向“艰苦追赶幸福”的生命真谛。

《岁月有痕》以节气为镜，映照出生命的广度与深度。诗人如一位时光的匠人，在寒暑交替中雕刻出人性的光辉。这些诗句，不仅是农耕文明的挽歌，更是对现代人的警示：在追逐速度的时代，我们是否遗忘了岁月的刻度？组诗最终指向一个永恒的命题：如何让生命在时光的河流中，留下不灭的痕迹？答案或许就藏在诗人笔下的“艰苦追赶幸福”中——以敬畏之心，行平凡之事，方能在岁月长河中，刻下属于自己的诗行。

风谣新声 龙鞍行旅

——读仓林忠诗词集《龙鞍风旅》

□ 邓红琼

仓林忠先生是盐城工学院社会科学部退休教授，半生辗转于中学、高校，讲授政、史、文、法多门学科，广博的跨学科治学积淀，化为《龙鞍风旅》深厚的人文底色。全书分上下集，最具匠心之处，是各辑标题悉数撷取自《诗经》——摽有梅、苇航、采菲、麟之趾、淇奥、月出、鹤鸣、考槃、攻玉、云汉……内容开阔，标题如路标，既见对《诗经》的熟稔，更见以古典框架安放当代经验的雄心。一编之内兼具爱情之吟、风人之咏、史家之识、士人之怀，堪称当代风谣体创作一次极具勇气的实践。

“苇航”一辑，以行旅为载体，把登临怀古、观览山河之所思落于笔端。《过苏小小墓》凭吊千古才媛，《谒黄帝陵》拜谒人文初祖，追溯华夏一脉相承的血缘根脉。一诗一登临，一行一叩问，不是泛泛游山玩水，而是一位饱读史书的学者行走大地时，与历史展开的跨时空对话。山河风物皆成载体，家国之忧隐于字里行间。

“攻玉” 一辑，则最能见出先生博览群书、沉潜典籍的治学特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含研读、思辨、切磋之义。这一辑多为读史、读诗、读图、读报的感兴之作：读滇缅公路旧照，为三十万民众开山辟路、以血肉延国运而动容；读北海旧史，痛惜文物流散，感慨山河复兴，在悲与喜、衰与盛、禁与放的张力中，完成了一次个人情感与民族记忆的深度对话。他的读后感，对古典诗学的命题反复思辨，不仅有通透的感悟，还始终把史料、史实与家国命运紧紧勾连，读书不是书斋里闲赏，而是借前人笔墨照见时代兴亡，忧国忧民之心藏在每一次翻卷与落笔之中。

“月出” 一辑展示诗人另一面的深情与人间体察。这一辑汇集大量词章，《少年游·学徒》写底层学徒寒暑劳作、谋生不易；《采桑子·同行雁比》《浣溪沙·桃李丛中》描摹人世之间含蓄婉转的情愫。从劳苦众生的生存况味，到人世间的悲欢爱慕，题材开阔，笔触由宏大的历史叙事回落至人间烟火。他的词，不刻意雕琢词家的精工绮丽，重在写真情、写实感，把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收纳进来，让整部诗集的骨架，拥有温热的血肉。

纵观全书，上有怀古咏史的沉雄，下有草木咏物、田园见闻、人间情爱、生活感悟，体裁更是不拘一格：五七言歌谣、三言变体、杂言、宝塔体、回文、双鱼体、赋，兼及各类词牌，手法丰富多变。仓林忠有着非常鲜明的诗观：不把平仄、对仗等格律当作不可逾越的枷锁，“可平仄则平仄，能对仗则对仗，总以顺乎自然为要”。他不愿困守格律诗的固化范式，也不愿流于自由体的散漫无归，希望在二者之间踏出一条民族化新路，以情志抒发为第一要义，追求思想的光芒、奔放的热情与原生态鲜活的生活质感，回归国风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古老传统，这正是风谣体的内核所在，这种创作路径自有可贵价值，旧体诗词发展至今，不少作者困于格律技巧的竞赛，却缺少思想厚度与生命真情；另有一部分作品徒有宣泄，缺少文脉传承。仓林忠以学者视野打通文史，以诗人热忱拥抱现实，坚持“义尚光大”，把个人生命体验、历史思考与家国情怀熔于一炉，本身就是对当代旧体诗创作路径一种富有意义的探索。

总而言之，《龙鞍风旅》不是一部追求声律精工的酬唱小集，而是一位阅世深厚的学者，以诗为载体留给时代的一部心史。

乡土叙事中的人性温度

——赏析龙志球小小说《融化》

□ 周 肖

珠海的小小说创作近年来异军突起，已然形成独具地域特色的艺术风格。龙志球的《融化》作为珠海小小说学会作品展的入选作品，于小小说原创名刊《天池小小说》上，展现小小说“以小见大”的叙事智慧。小说仅用千余字便构建完整的情感世界，通过二月卖冰棒的日常经历，折射出乡村少年的成长心路、家庭伦理的微妙变化以及乡土中国的温情底色。这种于细微处见精神的写法，正是中国小小说创作的精髓所在，也印证了珠海小小说创作群体在短篇艺术上的成熟探索。

龙志球的《融化》以极简的笔触勾勒出中国乡村的日常图景，却于细微处透出深刻的象征意味。开篇“太平崂的一天是被公鸡叫醒的。鸡叫第一遍，二月已经起床”，这一句看似平淡的叙述，却蕴含着中国乡土文学中常见的“时间仪式感”。正如汪曾祺所言：“小说是回忆，回忆总选择那些最亲切、最难忘的细节。”二月清晨的忙碌并非简单的日常记录，而是少年成长仪式的序幕。他“砰砰砰”地用锅铲敲打炒锅，瞥向“斜对面——房门紧锁，没半点响动”，这细节既暗示哥哥的缺席，也隐喻着二月试图通过制造声响来填补家庭空缺的心理状态。值得注意的是，二月对公鸡的呵斥——“你读几天中专回来就了不起啦，把我赶出来”，将动物的拟人化处理与兄弟间的微妙张力巧妙融合，体现了作者对乡村伦理关系的敏锐捕捉。

冰棒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具有双重象征性。二月批发冰棒时“冰棒拿在手里冰冷冰冷，不断冒‘白烟’”，这一描写不仅呈现了冰棒的物质属性，更暗示了少年面对成人世界时的疏离感。冰棒的“融化”过程（“都融化了……”）则成为小说最富诗意的隐喻——既指冰棒在高温下的物理变化，也象征着二月内心冰封情感的逐渐消融。这种将日常物品赋予象征意义的写法，与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将黑孩的幻觉物化为“透明的红萝卜”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通过感官体验的变形来揭示人物心理状态。

小说通过空间的转换构建了二月心理成长的轨迹。从“蒙蒙白雾”笼罩的乡村小路到“阴森森”的水口山，再到“日头已从黄瓜寨顶露出橙子一样的脸”的镇子，空间的转换不仅推动了情节发展，更象征了二月从懵懂到觉醒的心理历程。在水口山路段，“以前哥带着他，他跟在后面觉得好奇又刺激。现在前后没人，静得吓人”，这一对比揭示了二月对独立面对世界的恐惧。而乌鸦的叫声引发“心怦怦直跳，一口气跑出两里路”的反应，则生动展现了少年面对未知时的脆弱与不安。

显然，二月对“融化”的恐惧与期待并存：“雾越大，露越多，一会日头越毒，天气越热，那才好呢。”这种矛盾心理的描写，体现了作者对人物复杂性的把握。二月既希望高温能促进冰棒销售，又害怕冰棒过早融化，这种商业逻辑与情感寄托的冲突，构成了小说内在的张力。当二月最终“拿出两个绿豆冰棒放在八仙桌上的大碗里”时，这一看似简单的行为却完成了心理的“融化”——他从对哥哥的依赖转变为对红梅姐的关怀，完成了从“跟屁虫”到独立个体的蜕变。

龙志球以近乎白描的笔法，在极简的情节中蕴含丰富的象征意义，体现了中国当代小小说“于细微处见精神”的艺术追求。

一步一履向春光

——读张琳微型小说《开往春天的吉姆》

□ 张微风

阅读张琳的微型小说《开往春天的吉姆》（原发《红豆》2025年第7期），小说的题目和正文里反复出现的“春天”，让我脑海里思潮奔涌。向往春天，奔赴春天，是每个生命不息的人心底的追寻和行动。

小说里的老张坐吉姆轿车的年月，应该是20世纪60年代。当时是计划经济，物资极不充裕，老百姓的收入也很低。粮食、布匹、油肉都要凭票购买，那时候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是大家羡慕的三大件，私人轿车几乎是天方夜谭，城市里连公交车都不多。普通人短途出行大多靠自行车或者步行，炮校后勤处的少尉小张进城舍不得一毛三分钱的公交费，宁愿和战友步行，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当时虽然物质条件差，老百姓衣服补丁摞补丁，还在为温饱努力，但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了，全社会的风气都昂扬向上。

文中的吉姆是苏联高尔基汽车制造厂于1950年至1959年间生产的一款高档轿车，十年间共生产21527台，50年代进口到国内，只有中将级别首长才能配备。在那个清贫年代里，作为普通人估计一辈子也没有见过。故此，年轻的小张和战友们才会对它充满好奇，才会在获得“上车”的机会时满心欢喜。所以年轻的小张才会在多年以后见到吉姆车“昂着头紧紧盯住画面，嘴张得大大的”，这是小说的细腻之处。

接下来的情节突变正是小说的深刻之处，校长让众人上车后一一安排座位，可最终还是有两人挤不上去，他只好下令全部下车徒步前往目的地。大家放弃坐车的享受，其实就是放弃轿车捷径，选择徒步锤炼，一步一步奔向春天广场这个美好的目的。

开往春天的表面是吉姆轿车，实际上是他们向着理想前行的脚印。虽辛苦，却踏实难忘。这恰恰是小说对我们温情的提醒。

吉姆轿车作为本故事的引子，是线索，也是串联工具。饭桌上父亲偶然在电视上看见“吉姆”，儿子随口发问，自然勾起父亲的往事，吉姆车把两代人的对话、回忆串起来了。这种由当下触发回忆，现实与往事交织的叙述方式，在微型小说创作中，很是有效。小说先设置悬念，抛出疑问“吉姆是谁”，吸引读者跟着对话去探寻背后的故事。如果小说开篇直接讲当年炮校的故事，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儿子一开始不理解父亲口中“坐过吉姆”的意思，听完故事才恍然大悟。一边是儿子张剑的视角，一边是父亲老张的亲身经历。两代人的对话，带着读者一起感悟老一辈不慕特权、艰苦奋斗的精神。

这篇小说最匠心之处就是其虚实相生笔法的纯熟运用，饭桌上的场景是实，此时由实入虚，回忆炮校往事。之后再由虚回到现实，儿子听到父亲说坐过吉姆，很是怀疑不相信，以为父亲说的“坐”就是乘坐。直到聊天结束，儿子才恍然大悟，父亲所说的坐是上车坐一下的意思，这时候的实写心理活动，又为结尾虚写儿子脑海里的影像埋下伏笔。虚实交织，贯穿了数十年的时间，一千多字的微型小说，采用这样的方式行文，不光拓展了文章的叙事面积，思想容量也增加了。

我看到本小说被全国各大刊物转载了十余次，可见它很深受读者欢迎。故事很简单，事件小到微不足道，何以值得一转再转？我想是因为它触及了人类一个永恒的命题，那就是在物资匮乏与精神丰盈之间，在苦难与乐观之间，人应当如何选择。

今天吉姆轿车早已停产几十年，该车的稀缺性和历史价值不容小觑，现已成为汽车收藏爱好者的热门车型。同样，本小说所表达的精神，如同一面镜子，依然可以清晰地照见当代人的内心世界，为我们提供人生方向的参照。小说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