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匏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理论家，华南地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以文为炬，在五四时期的南粤大地点燃真理火种；他以身许党，在国共合作、工人运动和党内监察制度的初创中留下深刻印记；他以命守节，在白色恐怖中以三十五岁的生命践行了“死可以，变节不行”的誓言。

2026年，是杨匏安诞辰130周年。回望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既是对一位革命先驱的深切缅怀，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再一次追溯。

（一）在思想比较中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

杨匏安的信仰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而是在广泛比较中作出的理性抉择。青年时期，他东渡日本求学，经常出入图书馆和书店，广泛研读政治、经济、哲学、美学等方面的著作，接触到西方各种流派的学说，也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回国后，他先在澳门任塾师，1918年举家迁居广州，在时敏中学等校任教，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正是这段“博观而约取”的经历，使他在纷繁的主义之争中得出了马克思主义最能解决中国问题的结论，并且此后再未动摇。这种建立在比较鉴别基础上的信仰，具有深厚的学理根基，也因此格外坚定。

（二）以《世界学说》专栏推动华南新文化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广东中华新报》开设《通俗大学校》副刊，以介绍科学知识、传播新文化为宗旨。杨匏安自1919年7月起以“世界学说”为总标题，在该副刊发表了四十余篇文章，系统介绍西方哲学、心理学、美学、社会学以及社会主义各流派思想。在当时的华南地区，如此大规模、成体系地向普通读者介绍现代社会科学，可谓开风气之先。他由早年写作笔记小品和旧体诗，转而投入社会科学的普及传播，本身就体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在时代大潮中的自觉转向。

（三）《马克斯主义》：华南地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山之作

1919年11月11日至12月4日，杨匏安撰写的长文《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在《广东中华新报》分19期连载。这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几乎同时问世。文章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三大组成部分，高度评价马克思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尤为可贵的是，杨匏安准确把握了唯物史观的核心，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变革的最终动因，当生产力受到旧有生产关系的束缚时，社会革命便成为必然。在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各种误读曲解杂然并存的年代，这样的理解是相当深刻的。

（四）在党的宣传阵地上持续传播真理

1921年，杨匏安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早期党员之一。此后，他并未停下理论传播的脚步。1922年，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并创办机关刊物《青年周刊》，杨匏安积极参与编辑和撰稿，用通俗的语言向青年和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驳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大革命失败后，他辗转来到上海，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写作和翻译，编撰的《西洋史要》尝试以唯物史观梳理西方历史发展进程。从报刊专栏到党团刊物，从启蒙普及到学理著述，杨匏安以笔为枪，把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深深播撒在南粤大地乃至更广阔的土地上。

（一）投身统一战线，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杨匏安出席了这次大会，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并一度代理部长职务，后又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这一关键岗位上，他坚持以共产党员的立场开展工作，积极协助各地建立和发展国民党左派组织，大量吸收工农积极分子和进步青年，为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突出贡献。身处要职而不改本色，正是杨匏安作为早期共产党人的鲜明特点。

（二）投身工人运动，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

1925年五卅运动后，省港大罢工爆发，这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罢工之一。杨匏安积极参与组织领导工作。罢工发动后他留在香港坚持斗争，7月1日不幸被港英当局逮捕，被关押五十天后获释。出狱后，他立即重新投入罢工的各项工作，参与管理数额巨大的罢工经费。在这场斗争中，杨匏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实际紧密结合，展现了一名理论家同时也是实干家的品格。

（三）参与党内监察制度的初创探索

杨匏安对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参与了党内监督机制的早期探索。1926年4月，中共广东区委建立监察委员会，杨匏安担任委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监督机制的最初尝试之一。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杨匏安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并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他既是这一制度的开创者之一，更是严守纪律、清正廉洁的身体力行者。由他来担负监督之责，本身就具有强烈的示范意义：监督者首先要做到自身过硬。

（四）在白色恐怖中坚守党的阵地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杨匏安一度辗转南洋，1929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参与编辑党的刊物。不久因党的印刷所遭到破坏而被捕，他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在提篮桥监狱关押八个月后获释，出狱后又立即回到党中央机关继续工作。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许多人动摇了、退缩了，杨匏安却始终坚守在党的工作岗位上。

（一）“马克思主义是最好的”——坚定执着的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杨匏安的信仰之所以坚如磐石，在于它源自真学、真懂、真信。他在系统研究各种学说之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此后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身陷囹圄，无论是革命高潮还是革命低谷，这一信仰从未动摇。1931年7月，因叛徒告密，杨匏安在上海再次被捕。国民党当局视其为“共产党首要”，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许以高官厚禄。杨匏安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从参加革命开始，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不行！”这句话，是他用一生写就的信仰宣言。

（二）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特质

杨匏安首先是一位理论家。他的文章逻辑严密、论证有力，展现了深厚的理论功底。但他从不满足于书斋中的理论推演，而是始终把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贯彻党的方针，在工人运动中组织动员群众，在党内监察中维护纪律规矩。他的人生轨迹，正是从传播理论到践行理论、用实践检验和发展理论的过程。这种知行合一的思想特质，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贵品格。

（三）“一分一文都不能拿”——清正廉洁的品格风范

杨匏安的清廉，在党史上传为佳话。他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职期间，月薪有三百多块大洋，除留下少量生活费外，其余全部上交广东党组织。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期间，他经手大量公款，从未有过丝毫挪用。一次，孩子们在存放过罢工捐款的麻袋里翻出两角钱硬币，杨匏安发现后立即教育他们：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拿来玩，并让孩子们马上送回罢工委员会。他白天当编辑和校对，夜晚写作和翻译，还要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母亲和孩子清晨上街叫卖，一家人的生活十分清苦。1931年被捕时，敌人在他身上搜出的全部财物只有7块钱，这是全家十口人的生活费，也是这位“共产党首要”的全部家当。手握重权而一尘不染，生活清贫而甘之如饴，这种“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品格，至今仍令人肃然起敬。

（四）视死如归、舍家为国——以身殉道的崇高气节

在狱中，杨匏安设法传出纸条，叮嘱家人“虽穷缝纫机不可卖去”，告诫他们千万不能接受国民党送来的钱物，如果生活不下去就立即返回南方。短短数语，没有一句为自己求生，句句都是对气节的守护。他在狱中写诗，抒发了视死如归、以身殉道的豪情。狱中难友无不为之动容，连一些看守也称他是个“铁人”。1931年8月，杨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他牺牲后，家人也先后走上革命道路。他的后人说：“信仰，也是一种基因。”杨匏安以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气节，也把这份精神传给了一代又一代人。

（一）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之基

杨匏安的一生告诉我们，信仰的坚定来自理论上的清醒。在思想文化日益多元、各种思潮相互激荡的今天，党员干部更要学习杨匏安刻苦钻研理论、坚定信仰的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在风险挑战面前保持政治定力，真正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赓续创新品格，推进理论宣传

杨匏安以报刊为阵地、以通俗语言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对新时代的理论宣传工作颇具启示。今天的传播环境虽已发生深刻变化，但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任务没有变。理论工作者应当学习杨匏安敢为人先、善于传播的精神，既坚持学理深度，又注重话语转化，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党的创新理论，讲好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不断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三）弘扬清廉风范，涵养政治生态

作为党内监察制度的早期开创者和清廉自守的模范，杨匏安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新时代弘扬杨匏安精神，就是要把清正廉洁作为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严守纪律规矩，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同时要大力挖掘杨匏安等革命先辈的廉洁故事，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让崇廉拒腐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追求，以严的基调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四）用好红色资源，激发奋进力量

珠海是杨匏安的故乡，北山村的杨匏安陈列馆是珍贵的红色文化地标。用好杨匏安这一独特的红色资源，就要进一步加强史料整理与学术研究，推动相关纪念场馆与党性教育、青少年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开发富有地域特色的红色研学线路和文化产品，让杨匏安的故事在湾区青年中、在港澳同胞中广为传颂。杨匏安当年敢于开风气之先的探索精神，与今天珠海作为经济特区改革创新的使命一脉相承。将红色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正是对先烈最好的纪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