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开路》的剧本改编自徐惠萍编著的《索我理想之中华——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图传》。《索我理想之中华》是一部“图传”。图像先于文字，物证先于结论。徐惠萍女士长期致力于对容闳研究及其相关珠海当地侨旅文化史进行记忆打捞。在其媒体人生涯中，徐惠萍用近20年时间，通过377幅老照片、中美往来书信、耶鲁档案和容闳嫡孙容永成等重要见证人的口述，把珠海香山地方名人容闳从先贤匾额上请下来，以一种鲜明丰满的姿态展示在大众视野之中。这本弥足珍贵的图传在出版后被耶鲁东亚图书馆收藏，成为多年后又一例跨文化交流的范例。

在此基础上，由导演卢翔排演的极简话剧《开路》，于2026年10月30日走进中山大学珠海校区音乐厅。卢翔导演聚焦于容闳漫长一生中所经历的不同重要事件，以时代的切片进行串联，删去一切冗余的宏大叙事，没有那些时代剧常见的清宫权谋、战火兵燹、蒸汽轮船，只有几束游移的光、一块投影的海、几条可随意拼接的条凳，让年轻人演年轻人。容闳从南屏村走出，像一个被时代临时借用的身体，随着剧情的发展换上中西迥异的装束、呈现不同阶段的人生、展示不同的境况；在话剧开场不久，那些大多来自广东的留美幼童在容闳与各方势力的博弈中被海风推到万里之外的纽约港，又在结尾时刻，以风华正茂的姿态与美利坚的青春岁月告别，被一道圣旨原路遣返，回到家乡踏上各自的征程。《开路》没有把容闳的人生描绘成一出波澜壮阔的时代传奇，反而将之展现为一种姿态——在两种文明、两种时间、两种账目之间，容闳终其一生都在左支右绌，尽管时常捉襟见肘，但凭着一腔热血与毅力，努力推动近代中国走向世界。

作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为推动幼童留美前后奔走十余年。计划夭折，他得到的是朝廷的猜忌、守旧派的攻讦，晚年又经历了丧妻之痛、异乡之苦。容闳也曾深度参与洋务运动和晚清以来的政治运动，并积累了不菲的资本，但他从未因留美幼童事业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回报。对于一名政治活动家来说，这是一项惹麻烦的事业；按个人生命周期结算，这也是一笔永远收不回本的投资。聪明的容闳又岂会不知？但通过他的奔走呼吁，社会后来得到的是詹天佑、唐绍仪、梁诚，他们让近代中国铁路、外交、矿务有了突破性发展，是近代教育事业的第一块地基。那些远赴太平洋彼岸的幼童，在回国后散作星火，撑起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根骨架。尽管远在他乡的容闳无法亲自体验，但我们应当设想，在听到东方传来的好消息时，容闳理应是欣慰而幸福的。

教育就是这样一种不讲道理的劳作：它把付出挂在教育工作者个人的头上，却把回报算进一整个世纪。对于容闳而言，留美幼童是一个只有出账、没有收益的项目；对于中国近代史而言却恰恰相反。这两本账不在同一个周期里。容闳的所作所为不是职业——职业讲究投入产出、成果清算；它是一份志业，是举自身为柴薪，烧给后来人。以容闳为代表的教育工作者，依靠的不是教育经济学或某种即时反馈，而是一种顽固的、近乎非理性的理想主义：自有后来人。在《开路》的最高潮时刻，是容闳与清政府官员争辩无果，只能眼睁睁看着幼童被召回。在这个时刻，他反而收起了愤怒，与那些已经和幼童结下深厚情谊的寄宿家庭一起，在依依不舍中，满怀欣慰地与已经长大成人的留美学子们致以最后的告别。此时此刻的他可以确信，跨文明的对话与交流已经在这些孩子心中种下了无法磨灭的现代世界的种子，即使此刻这一事业被禁绝，这种子也是不会死去的，它将被播撒到自己这一代人已经看不到的东方和未来。

在容闳生活的年代，中国饱经战争的撕裂、帝制的压迫和外交的屈辱。在那时，走出国门、开眼看世界的跨文明互鉴成为破开清帝国这一潭死水、让阳光重新照进中华大地最好的突破口。而在《开路》上演的今天，在2026年的舞台内外，逆全球化却在一些西方国家抬头，曾经以开放自居的欧美，如今盛行脱钩叙事，民粹主义回潮，当年留美幼童经历过的排华浪潮隐隐又有兴起的迹象。

当年，容闳在耶鲁学习了《独立宣言》、莎士比亚著作，也把中国的四书五经、儒家经典带入了西方的顶尖学府。他曾把中美知识界短暂地缝在一起。很难说容闳是西化派或者是保守派，更确切地说，他是一名翻译者——把西方那些有益于中国的好东西译回自己的国家，再把令他自豪的五千年文化传播到大洋彼岸。容闳的孤独恰恰源于这种翻译者的立场：如果他接受成为一名传教士，将西方的所谓福音和启蒙灌输给中国，他会成为显赫一时的买办阶级，坐享荣华富贵；如果他愿意一门心思效力清政府，驯化留美幼童忠君爱国，他可能会成为洋务派的得力干将，在晚清的政坛叱咤风云。但他选择守其中道——文明的相遇，恰恰从这种“居中”的缝隙里漏出光明。《开路》给出的启示是：文明的强大，始终不是焊死边界，而是坚定文化自信，鼓励文明互鉴。是在“他者”身上认出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共性，在开放、包容、学习中取得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