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板承檩，硬山顶，青砖石脚，石柱础，博古屋脊，凹肚式门楼……位于珠海市旅游路268号的梅溪陈氏大宗祠是当年梅溪村陈氏家族供奉祖先的地方，现辟为中国牌匾碑刻精品展览馆。梅溪陈氏大宗祠不仅呈现了岭南民俗的建筑风格，更见证了近现代珠海的历史变迁，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凤凰山区政务委员会筹建处。

2014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珠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革命遗址通览·珠海卷》一书介绍了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1944年2月，为巩固抗战局部胜利成果，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注：南番中顺即南海、番禺、中山、顺德）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广东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精神，结合珠江三角洲敌后抗日游击区的实际情况，作出了《关于政权工作的决定》。接着，在五桂山区成立中山县民主建政筹备处。自此，由筹备处负责领导根据地的抗日民主建政工作，同时组建民主建政工作队。

当年8月，中共中山县委为适应新形式的发展，派胡泽群到东坑任党政军领导小组中共党支部书记，负责筹建凤凰山区地方党组织，成立凤凰山区党政军领导小组。

不久，中山县民主建政筹建处派甘伟光（又名甘宝芳）、王河（又名王尹）到东坑，与中山抗日游击队第一中队政治指导员杨维学一道成立筹建办，负责筹建凤凰山区政务委员会。

根据凤凰山区党政军领导小组的研究，初拟凤凰山区政务委员会主任由甘伟光担任、副主任由杨维学和王河担任。办公地点就设在梅溪陈氏大宗祠。

他们借鉴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三三制”办法，准备选举和产生区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凤凰山抗日民主政权筹建处成立后，深入基层组织工作，放手发动群众，晚上到各村召开座谈会，将更夫队改造为民兵集结队，办好识字班，以交通站人员为基础，大力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依靠抗日积极分子筹建乡一级民主政权。半年后，东坑、梅溪、南溪、福溪、沥溪、长沙圩、翠微、里神前，以及凤凰山北坡的那洲、永丰、双龙、佛径、正坑、燕子埔和河头埔等，共46个村庄、13800多人，相继分片组建成立乡级民主政权。在驻村干部的帮助下，各乡级民主政权的拥军优属和减租减息工作搞得热火朝天。

为加强凤凰山区游击区军政领导班子建设，义勇大队将金钢中队副中队长冯培正（又名冯彬、冯北初）调任白马中队中队长，接替杨维学之职，调缪岳（又名缪雨天）任白马中队副中队长。冯培正和缪岳协同白马中队指导员谭生带领游击队60多名战士和东坑村民兵队，保卫根据地抗战成果、扩展游击区就有了组织的保障。

“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同年9月，各界人士在东坑举行筹建凤凰山区民主政权代表大会，东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场面，各乡青年踊跃前来报名参军，东坑大嫂怀着对子弟兵的热爱，激动地唱起客家山歌。

战争有胜利的喜悦，也有残酷的考验。1944年12月16日，白马中队驻扎在坑尾村。当天晚上，副大队长罗章有和政治部主任杨子江率队袭击前山伪联防队、伪警察所，白马中队协同战斗。战斗打响后，游击队90人分五组进攻、阻击敌人，迅速歼灭驻前山的伪军黄怀深部和伪警察所的敌人。战斗结束后，白马中队胜利归来，赶回坑尾村宿营，麻痹大意只设了一个岗哨。

不料，日军尾随追踪。待次日凌晨4时许，有的日军扮成上山割草的妇女蒙过游击队哨兵，包围坑尾村，趁游击队疲惫酣睡，突然袭击，顿时枪声四起。由于敌强我弱，冯培正、机枪手郭西就和10位指战员在这次战斗中牺牲。冯培正牺牲时仍紧抱机枪，身贴石壁，凛然如泰山不倒。

继白马中队在坑尾村遇袭后，凤凰山区民主建政工作又受到挫折。1944年12月28日晚9时许，杨维学和警卫员黎森、工作人员叶桃从东坑出发到梅溪开会，途经双龙山溪涧（今珠海农科中心大门一带）时遭日军伏击。日军的狼狗向他们扑过来，咬住黎森和叶桃的衣服，他俩拼命挣脱，趁夜色潜入山林。杨维学举起左轮手枪向日军射击，连勾三下，却打不响。日军扑了过来，他钻进一个簕箭林里。

日军将簕箭林团团围住，放狼狗去追咬。杨维学不幸被捕。日军将他关在拱北据点，威逼利诱，却一无所获。日军又把他押到外沙总部，严刑拷打，杨维学坚贞不屈。次年1月28日，杨维学英勇就义，时年29岁。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山县行政督导处将甘伟光等全部民主建政工作人员调回五桂山。

“虽然凤凰山区抗日民主建政工作暂告一段落，”香洲区方志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1943年7月至1945年9月，在以凤凰山为中心的20多平方千米范围内，大部分村庄建立村抗日政权，凤凰山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珠江三角洲敌后抗日斗争的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