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兄说三十年前，他那时还当着大队书记，有一次和村里的汉成去县里开会。两人开了会，没事，感觉无聊，就想到街市走走，路过迎仙桥，看见桥边有人在卖东西，那东西藏在泡沫箱里，还冒着丝丝白烟。那时已经是初冬，天气刚好乍冷，两人看见泡沫箱里的东西在冒烟，估计是热的，就过去，想买点来吃。他们之前在村里并不知道雪条这么一样玩意，估计在县城也是刚兴起的小食物，否则也不会在初冬时节还出来卖。于是每人要了一根，还没拿稳，一口就咬了下去，结果吞不下吐了又可惜，就那样在嘴里含着冻着，眼泪就流了出来……
谦兄接着说起另一件跟雪条有关的真事。同样是那个年代，比前个事要推后几年，因为那时雪条已经开始盛行到了镇上。村里有个叫妈谷的老头，去镇里卖花生，卖了个好价钱，心情大好，突然想给两个孙子买点东西吃。看见镇里大街上到处都是卖雪条的，镇里的孩子每人拿一根雪条在嘴里吮吸，吸得嘴唇都红扑扑的。妈谷知道雪条这么一玩意，但就是没吃过，他也不打算吃，就想着给孩子吃。于是花了钱买了两根雪条，要带回家给孙子。发现两个雪条不好拿，他还挑着担呢，于是心生一计，把两根雪条分别插在草帽的两端，就那样晃荡着回家，如戏台上的状元。一路上，他心里欢喜，想着两个孙子能吃到镇里孩子吃的东西，肯定高兴死了，肯定不停地唤爷爷。回到家里，妈谷摘下帽子要拔雪条，却发现草帽上只是插了两根竹棍儿，光秃秃，如草帽脱出来的斜枝……
关于雪条，同样有属于我这一年龄段的人的记忆。到了我那一段，时间又得推后不少年了，那时雪条已经流落民间，在村里流行起来了。好歹村里人对雪条有了认识，不再闹出谦兄那一代人的笑话来。实际上好多东西只是见怪不怪，只能说我们赶上了好时代，见多新鲜玩意，再新鲜的东西也就不新鲜了，比如我们还是弄不懂雪条为什么会冒烟，但不管懂不懂，总之就认定雪条就是会冒烟的，冷极了和热极了都一样，都会冒出烟来。
我们那时对雪条已经习以为常，每天向家里人要两毛钱，为的就是到巷口买一根雪条吃。那时村里的孩子都红着嘴唇，就是吃雪条吃红的。那会儿也深知雪条要趁冷吃，赶快吃完，就像喝粥要趁热一样。我们在实践中掌握了不少真理，也有笨的时候，比如大人们为了要我们少吃点雪条，关键是少向他们要钱，于是就骗我们说雪条的那个竹棍儿沾有乐果，否则就沾不住那么一大块的冰块。初次听说，着实吓一跳，雪条沾了乐果，怎么就吃不死人？大人们接着说：“就是啊，吃少没事，吃多了就会肚子痛。”肚子痛这东西不说它不发作，一说就真的有点痛了，于是还真的相信雪条不能多吃。于是有那么一段时间，雪条在我们村很没市场。慢慢的，我们就又忘了乐果一事，继续吃起了雪条。大人们看乐果也吓不退我们，估计也已经无计可施了。
有吃雪条的，就有卖雪条的。一个叫智的，比我大几岁，人很蛮横，全村的孩子都怕他。村子里总有这样一些孩子，类似智这样的，从小灵活霸道，喜欢欺负同龄人，读书成绩还不好，在大人们那里也名声大振，因为他也敢跟大人们对着干，干不过就拿几块大石子要砸人家的屋顶——实在拿他没办法。这样的人头脑灵活，打小就懂得赚钱。事实证明，村里像智那样的人物，最后总是混得不错，他们到深圳到东莞到广州，同样横冲直撞，赚大把的钱，甭管他们的钱是怎么赚来的，看到他们开着小车回家，家里新屋起了三四层，你不佩服都不行。在我的记忆里，坚持在村里卖雪条的，就智一人，他甚至逃课也要出来卖雪条，骑着单车，后面绑一个白色的泡沫箱子，上面用红漆写着“雪条”二字，就停在巷口的某个位置，支好单车，自己则坐在车座上，抽着烟，见有人来买，就转身打开箱子盖，从里面提出一根雪条，随之出来的是看得见的白茫茫的烟雾。他有时还把单车推到学校里去，做起了同学们的生意，老师也会向他买雪条，通常是在大热天。那会儿，他不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出现在学校，而是一个卖雪条的生意人，面对老师一点都不怵。
卖雪条要到镇里去拿货，平时只拿一箱，到了村里有电影的晚上，就得拿回来两三箱。有时电影放了一部片子，智还得跑镇里再载一箱雪条回来。那些夜晚，我们看到的智是个特别敬业的生意人。当然，他很快就不读书了，不读书不是为了卖雪条，而是去深圳打工。那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事情了。智走后，我也想踩个单车去镇里载雪条回来卖。这个愿望很强烈，我承认不是为了赚钱，只是想突破一下自己。终究没能如愿。

陈再见 广东陆丰人。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发表作品多篇，并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选载；出版长篇小说《六歌》《出花园记》，小说集《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青面鱼》等五部；曾获《小说选刊》年度新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