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做四休三”工作制，能提升生育率吗？

南方+ 2025-01-07 00:01

据《参考消息》，日本东京都计划从今年4月起为东京都政府职员引入每周“做四休三”工作制，旨在应对持续低迷的生育率，帮助职业女性平衡工作和育儿。

“做四休三”工作制的适用对象为东京都政府职员，小时工等人员除外。按照现行制度，东京都政府职员实行“做五休二”，除周末和节假日之外，每四周还可以选择一个工作日休息。新工作制实施后，在确保四周工作时长达到155小时的前提下，东京都政府职员可以一周工作四天、休息三天。

四天工作制，能够提升生育率吗？

“做四休三”渐成趋势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较长的工作时间是敬业精神的表现之一。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对个人福祉重视程度的加深，“效率而非时长”正逐渐成为衡量生产力的新标准。

“做四休三”工作制作为新兴的工作时间安排方式，逐渐吸引了各国政府和企业的关注。“做四休三”，顾名思义，即每周工作四天、休息三天的工作模式。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通过减少工作日，增加员工的休息时间，以期达到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员工幸福感和促进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目的。

日本东京都宣布自2025年4月起为东京都政府职员引入每周“做四休三”的工作制，标志着日本成为这场全球性实验的一员。根据新规定，在确保四周总工时达到155小时的基础上，公务员们将能享受更加灵活的工作日程——一周只需出勤四个工作日，并且享有连续三天的休息时间。

早在东京之前，其他国家和地区就已经开始了类似的尝试。

作为这一工作模式的先行者之一，瑞典早在多年前就开始在部分企业和机构中推行每周工作四天、每天工作更长时间的制度。

新西兰也是积极推行“做四休三”工作制的国家之一。在新西兰，一些企业开始尝试实施每周工作四天、每天工作10小时的制度，取得显著成效。

还有许多城市和企业开始积极探索和实践“做四休三”工作制。例如，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芬兰的赫尔辛基等城市，都通过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方式，推行这一弹性工作制度。

在英国进行的一项为期半年、涉及61家企业及约2900名员工的大规模试点显示，当公司允许其成员在不减薪的情况下缩短至每周四天工作时，员工的职业倦怠感显著降低，而且缺勤率从原来的每月平均两天锐减至0.7天，离职率更是减少了57%。此外，参与该计划的企业报告称，利润增长了大约35%，表明更短但高效的工作周可以带来双赢的结果。

尽管上述成功案例令人鼓舞，但“做四休三”在推广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和社会经济背景的不同，决定了“做四休三”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

对于企业而言，如何在减少工作日的同时保持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是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有些行业，比如医疗保健或金融服务，客户期望随时可以获得帮助和支持，这就要求企业在调整作息的同时找到维持运营稳定性的方法。

而对于员工而言，“做四休三”工作制带来了更多的休息时间，但也意味着在更短的时间内需要完成同样或更多的工作任务。这要求员工具备更高的工作效率和自我管理能力。

总的来说，“做四休三”工作制的全球实践展现出其巨大的潜力和价值，也在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被推广，渐成一种趋势。

多放假或无法直接提升生育率

“做四休三”不只是为了改善员工福利而设计的，它还被视为应对特定社会问题的有效工具之一。

在日本，人口老龄化加剧导致出生率持续走低，年轻夫妇往往因为育儿压力过大而不愿意生育更多孩子。为此，东京都希望通过实施更加人性化的劳动政策来缓解这一困境。

在日本，加班文化是职场中不成文的规定。日本厚生劳动省（日本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主要部门）发布的《过劳死等防止对策白书》指出，在某些行业中，员工每月加班超过80小时的现象并不罕见，并且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与心血管疾病和其他健康问题的发生率上升有关。

针对企业让员工长时间违法加班的问题，日本厚生劳动省去年公布了一项相关的调查结果。日本全国劳动基准监督署2022年度对全国3万3218个经营实体进行调查得知，占整体43%的1万4147家经营实体存在违法（让员工）超时劳动（加班）问题。

在2022年度被认定有违法加班问题的企业中，每月让员工加班超过所谓“过劳死界线”80个小时的有5247家（37%），超过100小时的有3320家（23%），甚至一个月的加班时间超过200小时的还有168家（1%）

过度的工作量是阻碍日本年轻人考虑要孩子的主要原因之一。当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时，生育和抚养孩子的压力自然会增加。

2023年日本财团公布的一项针对18岁左右年轻人的调查显示，近六成调查对象有生育意愿，但认为自己将来真的会生育子女者占比不足50%。不少人担心，步入社会后，财力和精力等方面问题会成为生育的障碍因素。

在被问及可能阻碍生育的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在多个选项中，选择“经济负担”因素占比最高，为69%；其次是“难以平衡工作和育儿的关系”，占比54%。

所有调查对象还需回答希望政府采取哪些措施提高生育率。结果显示，39%的人希望免除学费，占比最高；33%希望政府提高对育儿家庭的补助；逾20%希望政府能提倡休育儿假，增加日托育儿机构数量并提高其质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京都“做四休三”有其积极面，但远不足以全面解决年轻人对于生育的顾虑。

首先，“做四休三”主要针对的是东京的公务员群体，其覆盖范围相对狭窄，对于广大私营企业员工、自由职业者以及其他地区的工作者来说，无法直接受益。生育率的提升是一个全社会范围内的问题，需要更为广泛和普遍的政策支持，而非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群体或地区。

其次，日本年轻人对于生育的担忧远不止于工作时间的长短，经济负担是首要障碍。例如，高等教育学费带来的沉重经济压力使得许多年轻人在毕业后背负高额的学生贷款，这让他们在考虑是否要孩子时更加谨慎。根据日本学生援助机构的数据，自1990至2020年间，领取助学贷款和助学金的大学生比例从21.8%激增至49.6%。即使工作时间得到调整，如果经济压力得不到有效缓解，许多年轻人仍然会选择推迟甚至放弃生育。

正如调查所显示的那样，超过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希望政府能够免除学费，以此减轻未来的经济负担；另有约三分之一的人呼吁增加育儿补贴，以缓解抚养孩子的成本问题。同时，超过20%的受访者期待政府能够推动休育儿假制度的发展，以及扩大日托育儿设施的数量并确保其服务质量。这些都是构建一个全面且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