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的“百宝箱”里，翻出了六本党费证，都是红色软塑料封皮，扉页上印着一行红色的小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背面是父亲的基本情况，后面就是几页表格，每次缴纳党费的记载。

父亲生于1936年，卒于2016年，在人世间行走了整整八十年。自1952年6月入党，有64年的党龄。令我感到惊讶的是，党费证下面，竟然还有两张体育竞赛的奖状。

这显然是个旧物。奖状的上方印着红色的齿轮，两面是带着缨穗的红旗，像是那齿轮长出的翅膀。从文字的表述中看得明白，这是父亲参加全县农民冬季运动会在100米和1500米两个单项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和第三名的奖状。落款时间是1960年11月。

在我的印象中，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父亲，历来都是一个与体育运动无任何关联的人，他如果拥有步枪射击的奖状，我一点儿都不会惊讶。从我记事起，他除了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还兼任着大队民兵营营长，冲锋枪基本上是不离肩的。

而这两张奖状，却是关于体育竞技的。

往事不明问母亲。

母亲比父亲小九岁，在他们结婚前，母亲已经高小毕业，而且学的全都是繁体字。父亲只上过两年私塾，且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每天背着书包和干粮出门，很多时候并不是走进学堂的大门，而是躲在渠沟里用馍馍渣喂蚂蚁，等到其他学童散学了，才拍拍屁股上的土回家去。

父亲识的字，绝大多数是结婚后，跟我母亲学的。

1958年全国农村开始扫盲，母亲成了教员，父亲成了学生。田间地头都竖着简陋的自制黑板，劳动间隙也要见缝插针识字，冬季扫盲夜校就更不必说了。那时候文艺队演出《夫妻识字》这样的小戏，专为宣传助推扫盲工作。

但这跟父亲获得体育竞技奖状有什么关系呢？

母亲说：那是咱们县上想出来督促扫盲的妙点子。因为参加扫盲的人并不是很积极，多数人扭扭捏捏会写自己的名字就不怎么学了，觉得识再多的字，还是个风吹日晒的下苦人，学多了没用。我那时候在夜校里给全庄子的男女老少念报纸，那才真是有趣呢。报纸上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犁地不用牛，那些老年人就说，对，一人一把锄头挖；我说点灯不用油，他们就说，也对，黑灯瞎火把饭也喂不到鼻子里面去；我说家家都会有一辆小汽车，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屁股就坐不住了，说，这个却是胡扯，县城里才有几辆车，还家家户户小汽车?

我说：这也与体育比赛没关系啊?

母亲笑起来，说：都是陈年旧事了。你大（父亲）带队到县里去参加比赛，临上场了，才说比赛规则变了。凡是赛跑的，运动员每人发一棒粉笔，不打发令枪，都蹲在起跑线后面写字。你大就临时替换了参加赛跑而不会写字的人。裁判说，写生产的产。先写字，谁先写完，写对，谁先跑。那时候还是繁体字，笔画多，好多运动员根本就不会写。100米，你大都跑出头了，还有人蹲在线后面想那个字咋写呢，可不就得了第一名？跑1500米，写的是另外的字，你大虽然字先写完先跑了，但是别人也聪明着换成会写字的人了，所以只得了个第三名。

我说：“这个奖状有意思，留下吧。”

母亲说：“烧了去。你大腿不好，在阴间不免要受别人的嘲笑。把这个烧了，起码让他有点资本跟别人吹牛，说他年轻腿好的时候，还是个运动健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