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秋天，我回乡下看望母亲，顺道替朋友去看望一位名叫发业的耄耋老人。

此时的七星已是金色的世界，大道南片的稻浪中突兀地浮着个绿岛，这就是我要去的兴道村。兴道村对我来说是十分陌生的，比较琅江之畔的村庄群落，它有多么的不合群，格外孤独和忧郁。村的边沿是高高的簕竹形成的藩篱，把村子圈在里头，看不见房屋；四个竹门把着四个路口，又像笼子一样把房屋锁在里面。

兴道村的四条田埂像解开的布条，松松垮垮甩在村庄的四个方向。最短的田埂仅三百来米，已被野茅草吞没了，走过去足足花了二十分钟。村子不大，估计丈量也不出四百米的周长。村中十来栋瓦房显得灰头土脸，屋顶长满了草芒和榕树。

轻探巷道，成群结队的灰麻雀纷纷从院落的屋檐或者树梢头里惊飞起来，目光所至皆是腐败的木门和锈迹斑斑的门锁，房屋的主人很久没有来过。

在巷子的东头，终于见到了要见的人。迎上来的发业老人不是我想象中佝偻着身子，他身材笔直魁梧，走路生风。我心生敬佩地与发业老人打起招呼：哟哟，我知道家人放心您守着一座屋的原因啦！“何止一屋啊，我守着一村哩！”他不仅健谈，话一出口，声如洪钟。老人让我陪他坐在树阴下，遥想起往事。

十五岁那年，发业跟随父亲宝德和叔父宝善、宝仁来这里安营扎寨，可怜这村子已活着到了暮年，从立村到废村才七十多年的光景。

民国三十年秋汛，七星河漫过三道河湾，把王道车村潘宝德家的泥墙泡成了浆。五个儿子挤在阁楼上，听着椽木在洪水里咯吱作响，宝德忧心忡忡。“总得给崽子们寻个窝啊。”宝德蹲在湿漉漉的田埂上，烟枪里的火星子明明灭灭，而此刻堂弟宝善同样愁苦着脸——他家三个儿郎也到了说亲的年岁，可谁愿把闺女嫁进这样的洼地？

望着这伤心地，兄弟们曾几议背井离乡的事情，都因难以割舍，如今又是择决的时候。霜降那日他们终于跨出这一步，三家人踩着河陂过了七星河。女人们头顶陶瓮；汉子们扛的杉木扁担上，晃荡着扎红布的锄头——这是老辈传下的规矩，迁居时农具系红，盼着在新地扎下根脉。东岸高坡一片无主芦苇荡成了新的栖息地，腊月刮起的北风呼呼地吹，刚刚修好的茅屋又掀翻了顶，注定要过漏风年了。

来年春分，宝德就迫不及待来到镇上赊半袋洋芋种，准备在新田地首次种植。新垦的田地上掺着太多碎蚌壳，开垦那阵大伙们苦不堪言，锄头下去刨出的都是火花，宝德的二小子阿旺摇头叹息不止，失望之时，阿旺忽然掘着一块石碑，读了几年私塾的宝德发现苔藓底下隐约见到“兴道”两个阴文。他用粗粝的指腹摩挲着碑面：“就叫兴道村罢，天道酬勤，人兴家道。”

包产到户那年，宝德的长子发业看到劳动力得以释放，率一众儿孙大干一场，拖拉机第一车就运来整车的磷肥，几个月后金灿灿的稻穗令宝德看得眼花缭乱，似是尝到甜头。他一发不可收拾，源源不断地把化肥农药搬到田间地头，庄稼的长势立竿见影，全村人满是羡慕，宛如宝德家掌握了前沿科技，纷纷跟着宝德家一起干。农药瓶子渐渐堆满河滩，芦苇丛里再不见白鹭落脚，河沟里的小鱼小虾也没了影踪。环境年年的退化，万物生机的失去，南海潮声的呼唤……年轻人洗脚离田奔向了流水线，把老人和空屋留在渐渐板结的田地里。

千禧年清明，九十二岁的发业给父亲宝德坟头添完土，独自坐在老井台上。井壁的裂缝爬满暗红色的铁锈。他数着远处货柜车的喇叭声，突然想起七十年前那个冬夜——五个儿子挤在漏风的茅屋里，围着火灶烤着洋芋，火星子乱飞的情景充满暖意。

最后一户搬走那日，发业似乎感到了什么就要发生，他把祖宗牌位埋在那棵老苦楝树下。站直身子时他望见了另一只眼——树身的空洞像只浑浊的眼，晒谷场的水泥裂缝，门锁上特意没拔的钥匙，生锈的门环，风一过就叮叮当当地响，仿佛在唤哪个晚归的游子。

十多年了，秋分之后再次路过，望着稻田里浮着片绿。藩篱上竹子半数枯成了赭色，残存的几枝在风里沙沙写着无人能懂的村史。只有田埂边的野蓟懂得，它们紫红的花冠下，藏着被农药浸透的陶片，藏着某个冬夜的火星子，在七八十年的风里明明灭灭，终于彻底暗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