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山空濛，雨丝斜织成帘。

13岁的父亲，遭遇了失怙之痛，还是个半大孩子的他，早早地和多病的祖母一起扛起了养家的重担。岁月赐缘，1961年的冬至，下半夜，下着毛毛细雨，寒气料峭，我与父亲的生命轨迹正式交汇。

我长到3岁时，祖母去世，接着母亲生我二弟，隔两年又生三弟，再后来是和我们同锅吃饭的婶娘生下三个堂弟妹。我婶娘一边手断残三根手指，算半个劳力。叔父在公路道班工作，微薄工资只够塞牙缝。家中只有我父亲和母亲参加劳动，工分少，口粮少，年年还“超支”，欠集体的债。伯父去世后，丢下双目失明的伯母，伯母无儿无女，我家义无反顾地挑起赡养她的责任。一个大家庭，家徒四壁，艰难异常，但父亲穷不失志，坚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为信条，天大的困难，他都不放弃送子上学读书的决心。

伐薪烧炭，是走在悬崖边的高危职业，去路易，回路难，是山里人不得已而为之的活路。苦和累，没话说，难的是那时封山了，村周边的山不能砍柴。能砍柴的，自然是偏远陡峭的悬崖陡坡，还有生产队管不到的山岭。离我家六七里地远，有个叫“丹暖”的弄场，四面环山，东西两峰兀自拔高，像一对隔空对峙的犬牙，东峰一处大崖壁，阴雨天，风鸣空谷，溜滑如镜，还摔死过人。这个好吓人的“丹暖”，反倒变成了我父亲取薪烧炭的“福地”。刚开始，父亲去那里砍柴取薪，碰上街日，就挑到十多里外的地苏街去卖，后来他发现柴火重而难挑，卖价也不好，而木炭价格比柴火高四五倍，挑去街卖又方便许多，于是试着砍柴烧木炭卖，一试效果果然不错。那些年，父亲进山之前，都要预先置办上半袋玉米粉、半箩筐红薯，自己一个人用扁担挑上，一头扎进深山里半月之久，回来后，又蚂蚁搬家地赶地苏或县城的街。好在父亲挑的柴干爽易燃，烧的炭熟透不碎，在整个地苏街上早就有口皆碑了，加上好多人知道父亲挣钱是送孩子读书，常常不问价钱，二话不说就叫父亲往他们家送……记忆里，我们只有在农忙季节，或是像春节这般重大节日，才能见到父亲的身影。

我每每看着父亲进山和出山，心中酸甜苦辣咸一阵阵翻滚，无法用语言形容。父亲进山时，我倚门相送，那时还不懂得“生死两茫茫”的意思，只是觉得父亲一走，家中空得慌，想那山险陡，想那林中幽暗惊悚，一种挥之不去的担忧、愁绪终日萦绕于心，挥之不去。每当父亲从山中归来，我们先是兴奋，既而是心酸和不堪——只见从山中伐薪烧炭日久的父亲，此刻一身褴褛，十指黝黑，污发苍苍，像个叫花子，远远就闻到他身上浓浓的酸味、咸味……

我读到高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常常吃不饱饭，每天都饿得前胸贴后背。车马慢，幸福来得更慢的那两年，周末特别让我惦记，因为每到周末，父亲会在卖掉柴火或木炭后，来学校看我。父亲来时，除了带来红薯、芋头什么的，还带来卖柴炭挣来的皱巴巴的几张毛票，父亲给钱给物并简单叮嘱几句后，便斜扛扁担匆匆而去。

改革开放后，家里的日子渐渐好过起来，但他仍然留在大山里生活。他不再砍柴烧炭，而是搞起小编织，搞搞养殖什么的，挣钱供我的两个弟弟读书，直到他们毕业，有了工作。父亲说，他有编织技艺，山里乡亲们离不开他，他得把这手艺传给年轻人，让他们学了手艺，有饭吃。所以后来，村里人评价父亲有着一副热心肠：有一年冬天，村里一韦姓人家的房子倒塌了。他懂得制瓦，整整一个冬天都在帮他们制瓦，分文不取，还一顿饭都不肯吃。五保户蓝奶奶家的用水，也是父亲挑，一直挑到她去世。村里有什么纠纷，大家都爱找父亲调解，因为他总能秉公处理，让双方都心服口服。

他70岁时，老胃病发作，身体有些挺不住了，才和母亲一起搬来县城。在他住进我家的最后这13年，我常常看见他坐在阳台上，抚着他从老家带来的那根油光发亮的扁担，望着远山发呆。我知道，父亲又沉入回忆，一个人在过往的岁月里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