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军制造了三灶大屠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记者走访金湾区三灶镇，寻找大屠杀的幸存者。87年过去了，时间未能冲淡他们的伤痛，还有那份不容忘却的死难者名单。

石头上的名字，血泪中的幸存

92岁的李桂婆婆至今无法释怀。1938年日军屠刀挥向三灶时，5岁的她随母亲和姐姐从斜尾村逃往澳门。“妈妈带着我们，姐姐在逃难中断了腿，被人扔掉了。”提及惨死的姐姐，老人颤抖着哽咽，再也说不下去。

同样的悲剧刻在罗陈志婆婆的记忆里。当年蹒跚学步的她，随家人从鱼弄村辗转逃难至澳门等地，最终六口人只有三人活着回来。“大哥、小弟都在路上饿死了。”她摇着头，嘴里含着未说完的话。

1938年农历三月十一，三灶的夜晚开始不平静。此后一个星期，侵华日军在三灶实行“三光”政策，像李婆婆和罗婆婆一样逃走的人当中，也有许多人逃不脱因日军侵华带来的瘟疫、饥荒。

三灶人文学会的杜观山和各位成员从2018年起，执着地搜寻着三灶大屠杀死难者的名字。“找死难者名单，我们有查阅资料、登门拜访、实地考察，当时就找到这个碑。”在拦浪山，杜观山告诉记者。

碑立于刘氏墓地一侧，上方写着“日寇残杀我族亲人”，下方是39人的姓名。

村民刘岛云指着碑说：“日本人杀光了刘氏‘德’字辈男丁。”他的父亲当时还是襁褓中的婴儿，被弃于草堆，幸得姑姑救起。而另一位先祖被日军拖去活埋，因为表现顺从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被刺穿手掌心，途中躲到石头后逃生。“后来每年清明，他都会带我们向那块救命石放鞭炮。”

与刘氏碑文形成刺目对比的，是拦浪山上日军留下的“慰灵”碑，上方刻有“慰灵”二字，下方是几十个日本人名。“他们以为这岛永远属于他们了。”杜观山冷笑。两份名单，一份是三灶人找回的死难同胞，一份是日军的岛上死亡士兵，前者是据不完全统计6000多名死者中仅能找回的千余个名字，后者不过几十人——但这两份名单，都不能被忘记。

与时间赛跑，为历史作证

“每耽搁一天，记忆就消失一分。”三灶人文学会顾问王定一说。团队走访时，常有老人前几日尚能交谈，转眼便离世；还有一些时候，约拜访时间的一通电话拨去，家属便叹息：“你们来晚了。”

这是一场抢救性采访，为历史正名。

从前，有人将抗日游击队盘古庙袭击日军与三灶大屠杀联系起来，认为大屠杀是日军的报复行动。而经过三灶人文学会考证，1938年的屠杀，是日军为掩盖位于三灶的日军第六航空基地机密而实施的灭口行动。

第六航空基地开工约一个月时间，主跑道建成，日军屠刀便挥向村民。1942年，日军更迁入400余名殖民者企图永久占据，直至战败被遣返。而海澄村1800名村民因被迫修建机场，在枪口下侥幸存活。

“从日军修建机场定在这里的那一刻，三灶老百姓就逃不掉这一场浩劫。”王定一说。

这场抢救性采访，为历史留下宝贵记忆。

1945年，日军投降。幸存的三灶人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回来，在屋边村，原先的房子被烧毁，屋边村人就搭建茅草屋，从种红薯开始，重拾生活。

这时，一个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8年前没有赶上逃难船的汪添改，颤颤巍巍地问茅草屋里的苏帝荣：“阿婶，是你吗？”衰老的面容，让从前的阿婶，几乎认不出来。

原来，当年逃难船远去后，汪添改和女儿周卢养只能在茅田山上的猴子洞里躲藏，为了不被日军发现，她们不生火、不吃熟食，眼见日军带殖民者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朝自己的方向开枪，就这样过了8年，两母女的头发全白。

后来，和村民一起重拾生活的“白毛女”，头发渐渐变回了黑色。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如今，三灶人将未诉的悲愤写进村志、刻进石头。这些沉默的见证者，仍在诉说着1938年的血泪。而那些因侵略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故事，又何止于刺刀下的亡魂？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勿忘历史，吾辈自强。在广东省珠海市三灶镇，有一份日军侵华死难者名单，我们不会忘记，他们曾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