伶仃新语 | 深刻把握珠海历史文化的五个基本特征(下)

开放先锋:

敢为人先铸就的精神标识

从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到改革开放后率先创办经济特区的勇敢实践者,珠海的发展史始终贯穿着“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植根于珠海独特的门户区位和人文底蕴,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中不断淬炼而成,是珠海区别于很多城市的鲜明精神标识。

1828年,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出生于珠海南屏。1847年,容闳赴美国深造,后从耶鲁大学毕业,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系统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之一。学成归国后,他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最具开创性的贡献便是促成“留美幼童计划”。1872年至1875年,在容闳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清政府先后选派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这些幼童中涌现出詹天佑、唐绍仪等一批近代中国的杰出人才,为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电报事业、外交和海防等奠定了基础。在容闳的带动下,珠海人开展的留学教育活动在近代留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除留美幼童群体外,1850年,黄宽赴英国爱丁堡留学,开近代中国留欧教育序幕;19世纪末,唐宝锷、苏曼殊等率先留学日本,在公费和自费两方面启动了中国近代留日教育;19世纪下半叶,陆续有近20名珠海子弟自费留美,占当时中国自费留美学生的近一半。珠海堪称近代中国人出国留学的历史起源地。

容闳的历史贡献,随着时光的流逝愈显其伟大。2006年4月,胡锦涛同志在耶鲁大学演讲中说,156年前,一位名叫容闳的中国青年走进了耶鲁大学校园,4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文学士学位,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著名历史学家雷颐认为,容闳能敏锐把握历史潮流和动向,与时俱进,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维新运动,最终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从其独立性与超越性的角度看,容闳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

除容闳外,近代珠海还涌现出一批具有开放意识的商人和知识分子,他们往返于海内外,大力发展对外商贸并将西方的先进技术、学术和思想理念引入我国,推动了珠海乃至全国的近代化转型。徐荣村被誉为“世博会中国第一人”,1851年,他精选了12包“荣记湖丝”参加伦敦首届世界博览会,并荣获金奖,为中国产品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黄宽早年赴英留学,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是我国第一名西医。回国后积极传播西医知识,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西医学校——博济医学校,并担任教习。辛亥革命元勋黄兴的夫人徐宗汉是中国近代贫儿教育的开创者,1912年创办了由孙中山题名的“开国纪念第一贫儿教养院”,开创了民国时期贫儿教养事业的先河。唐元湛作为珠海唐家人、留美幼童,是近代中国电报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作为一个城市,珠海对外开放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前30余年,香洲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开埠”。第一次是1909年至1912年的“香洲开埠”。“香洲商埠”建有10多条街道、1600间商铺,这是清朝较早的自由港和免税区尝试,奠定了早期香洲雏形。第二次是1929年至1934年的中山模范县建设。1930年,县政府从石岐镇迁到唐家。唐绍仪兼任县长,开始实施以唐家为中心建设中山模范县的计划。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在唐家湾开辟一个可停靠5000-20000吨轮船的南方良港——“中山港”,并将其设为中山港无税口岸。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山模范县和中山港建设都没有取得预期成效。

珠海建立经济特区后,迅速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在诸多领域率先开展开放和改革探索,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曹光彪以私人资金在珠海投资开办香洲毛纺厂,首开“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的先河,打破了当时内地私人投资办厂的限制。珠海诞生了全国第一家中外合作酒店——石景山旅游中心大酒店。1983年,珠海率先在全国推行劳动合同制,打破了“铁饭碗”的用工制度,激活了企业的用人活力。珠海自建市之初便确立“生态立市”战略,率先出台“八个不准”规定,明确禁止建设高污染项目、乱开石场、超标噪声等行为。此后,珠海通过40余部生态文明相关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构建起全国最严格的生态法治体系之一,为珠海在全国率先打响生态牌奠定了基础。1998年7月,珠海市从全世界470多个参选城市中脱颖而出,夺得联合国“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并且在获奖的10个城市中名列榜首。珠海航展作为世界五大航展之一,2024年第十五届航展吸引47国1022家企业参展,签约额超2800亿元。2025年第八届中国国际马戏节吸引18支国际顶尖团队、500名艺术家参加,涵盖俄罗斯、美国、墨西哥等十余国。

进入新时代,珠海的开放先锋精神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内涵。珠海率先探索与港澳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在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民生保障等领域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在科技创新领域,珠海与香港、澳门共建粤港澳联合实验室,推动科研设备共享、科研人才互通,2024年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在珠海实现科研成果转化产值超过50亿元;在金融服务领域,珠海率先开展跨境理财通、跨境人民币结算等试点业务,成为大湾区跨境金融创新的重要试点城市。这些实践不仅进一步巩固了珠海的开放先锋地位,更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高水平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横琴开发是珠海深化对外开放的又一次战略之举。横琴的某些开放创新举措已经深入到了制度型开放的深层次,横琴的“智能化监管服务新模式”“企业专属网页”等案例获全国自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横琴率先探索的分线管理模式直接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了借鉴。横琴与广州南沙、深圳河套-前海区域一起,共同进入了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开放的第一方阵。

珠海的开放先锋精神,不是盲目冒进的冲动,而是顺应潮流、基于对发展趋势的精准把握和对自身优势的充分判断,在关键历史节点敢于突破、勇于创新的理性实践。这种精神贯穿于珠海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成为推动城市持续进步的核心动力。

珠海情侣路沿线。                 李建束 摄

创新摇篮:

引领变革铸就的发展引擎

粤海门户的地缘优势为创新提供了外部条件,移民热土的多元文化为创新提供了活力源泉,开放先锋的精神特质为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三者相互融合,共同将珠海铸就成为“创新摇篮”。从近代的商业创新、思想创新到当代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珠海始终是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的诞生地和实践地,引领着区域乃至全国发展的变革潮流。

在近代经济史层面,唐廷枢堪称杰出代表。唐廷枢早年任英商怡和洋行买办,精通西方商业规则。他在洋务运动期间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创办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第一家机械煤矿、第一条标准轨铁路、第一家水泥厂和第一家保险公司等。在文教层面,相当一部分晚清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负责人)均是珠海人,形成了珠海独特的“大学校长”群体。譬如珠海人唐国安是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的首任校长。他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标准,录取了三批庚款留学生,其中涌现出胡适、竺可桢、金岳霖、梅贻琦、赵元任、姜立夫等学术大师,这批人及其弟子群体,为中国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他如华侨大学的韦悫、天津大学的蔡绍基、华中师范大学的韦卓民、山东大学的唐绍仪、华南农业大学的唐友恒、香港中文大学的容启东等等,这些珠海人都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创制、规划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后,珠海作为经济特区,成为中国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的“试验田”,“创新摇篮”的特质得到充分彰显。1980年特区设立初期,珠海便打破平均主义,率先实行“按劳分配”工资制度,普通工人月工资可达150元,是当时全国平均工资的3倍左右。珠海在全国率先实施土地管理“五个统一”制度,成为全国土地管理改革标杆。20世纪90年代,珠海率先推行“一站式”行政审批服务,将多个部门的审批事项集中办理,极大地提高了行政审批效率,这一模式后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珠海率先开展商事制度改革,实行“多证合一”“证照分离”等举措,进一步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珠海在全国率先实施12年免费教育,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珠海在全国率先用实际行动充分诠释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念。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存在“脑体倒挂”现象,知识和技术的价值没有在劳动报酬中体现,严重制约和束缚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如何保障和提高知识分子尤其是科技人员的利益,最大限度激发其创造热情,成为推动科技进步首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当珠海在谋划给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奖励轿车、住房和大额资金奖励政策时,遇到了不少非议甚至反对。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珠海,坚定了珠海市做成此事的决心。1992年3月,珠海市委、市政府举行隆重的授奖大会,对珠海生化制药厂、丽珠制药等5个项目的完成人员进行重奖,其中迟斌元等作为特等奖项目的首席获奖者,获得三房一厅的住房一套、奥迪牌小轿车一辆和几十万元奖金的巨额奖励。珠海迅速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1992年整整一年,珠海科技重奖都是新闻界热门的话题,各大新闻媒体进行了长篇报道,在科技界引发了知识价值的大讨论,全国各地纷纷前来珠海学习取经,并争相效仿。很多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出台了重奖措施。在此基础上,1999年,珠海在国内率先对技术成果入股与提成进行地方性立法,出台了《珠海市技术成果入股与提成条例》,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技术提成、技术持股等方式参与分配,建立了新的以市场经济方式为导向的科技激励机制。

进入新时代,珠海的“创新摇篮”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进一步升级,从单一城市的创新实践转向全国率先、国际标准的引领。以横琴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为例。总投资22亿元、建成于2013年的横琴地下管廊总长33.4公里。该项目不仅获得了“鲁班奖”和“詹天佑奖”这两个中国建设工程领域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两大国家级奖项,其建设管理经验迅速推广到深圳、雄安等地,还多次接待联合国人居署、世界银行、新加坡、日本、阿联酋等国家和国际组织考察,被誉为“东方地下城市动脉典范”。以该项目为依托,2024年正式发布全球首个综合管廊智慧运维国际标准(ISO 37175:2024《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综合管廊运维》)。业内人士评价,横琴地下综合管廊埋的是管线,立的是标杆,通的是未来。它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地下脊梁”,更是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走向世界的“金色名片”。

忠义血脉:

抗争精神铸就的红色基因

如果说“粤海门户”赋予珠海联通世界的视野,“开放先锋”锻造其敢为人先的锐气,“移民热土”汇聚其多元共生的活力,“创新摇篮”催生其引领时代的动能,深伏其根底、支撑其精神脊梁的,还有一条深沉而坚韧的主线——忠义与抗争。

珠海的抗争历史,可追溯至南宋王朝覆灭之际。1276年临安陷落,宋室南逃,1277年冬,幼帝赵昰一行曾驻跸“井澳”即今横琴岛一带。张世杰率残部在此抵抗元军追击,终因寡不敌众而败退。文天祥兵败被俘后,于1279年初在被押解途中途经零丁洋,写下千古绝唱《过零丁洋》:诗中“零丁洋里叹零丁”使得伶仃洋广为人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名句,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在民族危难时挺身而出、尽忠报国。进入近代,面对西方殖民者的炮舰与鸦片,珠海民众展现出强大的反抗意志。1833年,英国武装商船多次骚扰淇澳,强买强卖、欺压百姓。村民以土炮、渔叉奋起抵抗,击退来犯者,并用事后所得赔款修建了“白石街”。

杨匏安是珠海人忠义血脉的杰出代表。五四运动后,杨匏安率先在《广东中华新报》连载《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核心理论,为当时迷茫中的中国青年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篇文章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几乎同时问世,成为我国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之一,杨匏安由此与李大钊并称为“北李南杨”。杨匏安一生历经多次政治风云变幻,多次被捕入狱,却始终坚守初心,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省港大罢工期间,其孩子在捐款麻袋中捡到两枚硬币,他严正指出:“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并责令送回罢工委员会。革命生涯中,他的两个孩子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妻子体弱多病,靠给别人缝补衣服和做糍粑维生。但他从未退缩,在狱中诀别信中叮嘱家人:“近日有南京方面的人来劝我,我不为所动,家中人千万不能接受那些人的钱和物。”他最后一次入狱后,国民党要员吴铁城、吴稚晖等旧时故人轮番劝降,蒋介石亲自写信、打电话劝降,许以高官厚禄,他断然拒绝:“死可以,变节不可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据广东省民政厅50年代调查及幸存者证言,1938年3月12日-14日,日军在三灶岛杀害无辜村民逾2000人,制造震惊中外的“三灶惨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兴起。1937年9月,在小濠涌村邝氏宗祠内,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正式成立中共珠海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小濠涌支部,邝任生任书记。1940年,中山县抗日游击队成立(后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以凤凰山为中心建立敌后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神出鬼没,打击日伪军。“白马队”活跃于东坑等地,牵制大量敌军。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11月,珠海陆地宣告解放。国民党残部退守万山群岛,企图封锁珠江口。1950年5月,解放军发起万山群岛战役。经过激烈战斗,解放军攻克垃圾尾岛(今桂山岛)等主要岛屿,取得重大胜利,受到毛泽东的电令嘉奖,该战为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例。

1952年7月,澳门葡萄牙军警公然越过关闸,向中方边防人员开枪挑衅,造成我方伤亡。解放军部队果断反击,迫使澳葡当局道歉并赔偿损失。“关闸事件”标志着新中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坚定立场,也体现了珠海作为边境前沿的战略地位。

从南宋末年的伶仃悲歌,到近代抵御殖民侵略的英勇抗争;从抗日烽火中的浴血奋战,到“关闸事件”中的坚定守护,珠海这片土地始终流淌着不屈不挠、舍生取义的忠义血脉。这种精神,既是岭南文化“重气节、尚忠勇”传统的延续,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在珠海的具体体现,形成了珠海历史文化中厚重而鲜明的红色基因。珠海的抗争史,是一部由忠义勇气与无畏牺牲写就的壮丽史诗。这种精神并未随战火远去,而是融入了城市肌理,成为珠海人面对挑战时的精神底色。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珠海医护人员逆行出征;在台风“天鸽”“山竹”来袭时,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在科技攻关、产业升级的战场上,珠海人同样展现出“不信邪、不怕压、不服输”的勇敢和担当,这正是忠义血脉在和平年代的延续与升华。

珠海历史文化的五个基本特征并非尘封的旧事,而是持续演进、不断丰富的活态传统。它们深刻揭示了珠海从哪里来,也昭示着珠海向何处去。这五个历史文化特征并非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蕴含着城市发展规律、区域协同逻辑、社会治理智慧的“源代码”。它既可以为城市发展战略、重大平台产业选择、政策及创新定位提供历史依据,避免决策盲目性,也可以为跨区域合作、协同及创新提供历史共识,丰富、加深和增进合作;既可以为城市建设、民生改善注入人文温度,提升城市人文品质与市民幸福感,更可以为城市品牌塑造、增强文化软实力乃至于引进高质量产业及人才提升提供核心IP,增强发展持久动力。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委九届十次全会部署,系统梳理、深入研究、生动阐释这五大特征及珠海历史文化,将经验总结转化为价值创造,将历史规律转化为现实治理效能。市社科联将团结带领全市社科理论界,肩负起使命,深化对珠海历史文化特征与内在逻辑的研究,推出更多有分量、可应用的成果,为珠海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系珠海市社科联主席)

文字:闫卫民 图片:李建束 编辑:刘鹏凯 责任编辑:叶维佳
伶仃新语 | 深刻把握珠海历史文化的五个基本特征(下)
珠海特区报 2025-12-18 03:20

开放先锋:

敢为人先铸就的精神标识

从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到改革开放后率先创办经济特区的勇敢实践者,珠海的发展史始终贯穿着“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植根于珠海独特的门户区位和人文底蕴,在中西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中不断淬炼而成,是珠海区别于很多城市的鲜明精神标识。

1828年,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出生于珠海南屏。1847年,容闳赴美国深造,后从耶鲁大学毕业,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系统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之一。学成归国后,他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最具开创性的贡献便是促成“留美幼童计划”。1872年至1875年,在容闳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清政府先后选派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这些幼童中涌现出詹天佑、唐绍仪等一批近代中国的杰出人才,为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电报事业、外交和海防等奠定了基础。在容闳的带动下,珠海人开展的留学教育活动在近代留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除留美幼童群体外,1850年,黄宽赴英国爱丁堡留学,开近代中国留欧教育序幕;19世纪末,唐宝锷、苏曼殊等率先留学日本,在公费和自费两方面启动了中国近代留日教育;19世纪下半叶,陆续有近20名珠海子弟自费留美,占当时中国自费留美学生的近一半。珠海堪称近代中国人出国留学的历史起源地。

容闳的历史贡献,随着时光的流逝愈显其伟大。2006年4月,胡锦涛同志在耶鲁大学演讲中说,156年前,一位名叫容闳的中国青年走进了耶鲁大学校园,4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文学士学位,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著名历史学家雷颐认为,容闳能敏锐把握历史潮流和动向,与时俱进,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维新运动,最终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从其独立性与超越性的角度看,容闳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

除容闳外,近代珠海还涌现出一批具有开放意识的商人和知识分子,他们往返于海内外,大力发展对外商贸并将西方的先进技术、学术和思想理念引入我国,推动了珠海乃至全国的近代化转型。徐荣村被誉为“世博会中国第一人”,1851年,他精选了12包“荣记湖丝”参加伦敦首届世界博览会,并荣获金奖,为中国产品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黄宽早年赴英留学,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是我国第一名西医。回国后积极传播西医知识,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西医学校——博济医学校,并担任教习。辛亥革命元勋黄兴的夫人徐宗汉是中国近代贫儿教育的开创者,1912年创办了由孙中山题名的“开国纪念第一贫儿教养院”,开创了民国时期贫儿教养事业的先河。唐元湛作为珠海唐家人、留美幼童,是近代中国电报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作为一个城市,珠海对外开放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前30余年,香洲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开埠”。第一次是1909年至1912年的“香洲开埠”。“香洲商埠”建有10多条街道、1600间商铺,这是清朝较早的自由港和免税区尝试,奠定了早期香洲雏形。第二次是1929年至1934年的中山模范县建设。1930年,县政府从石岐镇迁到唐家。唐绍仪兼任县长,开始实施以唐家为中心建设中山模范县的计划。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在唐家湾开辟一个可停靠5000-20000吨轮船的南方良港——“中山港”,并将其设为中山港无税口岸。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山模范县和中山港建设都没有取得预期成效。

珠海建立经济特区后,迅速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在诸多领域率先开展开放和改革探索,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曹光彪以私人资金在珠海投资开办香洲毛纺厂,首开“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的先河,打破了当时内地私人投资办厂的限制。珠海诞生了全国第一家中外合作酒店——石景山旅游中心大酒店。1983年,珠海率先在全国推行劳动合同制,打破了“铁饭碗”的用工制度,激活了企业的用人活力。珠海自建市之初便确立“生态立市”战略,率先出台“八个不准”规定,明确禁止建设高污染项目、乱开石场、超标噪声等行为。此后,珠海通过40余部生态文明相关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构建起全国最严格的生态法治体系之一,为珠海在全国率先打响生态牌奠定了基础。1998年7月,珠海市从全世界470多个参选城市中脱颖而出,夺得联合国“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并且在获奖的10个城市中名列榜首。珠海航展作为世界五大航展之一,2024年第十五届航展吸引47国1022家企业参展,签约额超2800亿元。2025年第八届中国国际马戏节吸引18支国际顶尖团队、500名艺术家参加,涵盖俄罗斯、美国、墨西哥等十余国。

进入新时代,珠海的开放先锋精神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内涵。珠海率先探索与港澳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在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民生保障等领域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在科技创新领域,珠海与香港、澳门共建粤港澳联合实验室,推动科研设备共享、科研人才互通,2024年粤港澳联合实验室在珠海实现科研成果转化产值超过50亿元;在金融服务领域,珠海率先开展跨境理财通、跨境人民币结算等试点业务,成为大湾区跨境金融创新的重要试点城市。这些实践不仅进一步巩固了珠海的开放先锋地位,更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高水平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横琴开发是珠海深化对外开放的又一次战略之举。横琴的某些开放创新举措已经深入到了制度型开放的深层次,横琴的“智能化监管服务新模式”“企业专属网页”等案例获全国自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横琴率先探索的分线管理模式直接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了借鉴。横琴与广州南沙、深圳河套-前海区域一起,共同进入了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开放的第一方阵。

珠海的开放先锋精神,不是盲目冒进的冲动,而是顺应潮流、基于对发展趋势的精准把握和对自身优势的充分判断,在关键历史节点敢于突破、勇于创新的理性实践。这种精神贯穿于珠海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成为推动城市持续进步的核心动力。

珠海情侣路沿线。                 李建束 摄

创新摇篮:

引领变革铸就的发展引擎

粤海门户的地缘优势为创新提供了外部条件,移民热土的多元文化为创新提供了活力源泉,开放先锋的精神特质为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三者相互融合,共同将珠海铸就成为“创新摇篮”。从近代的商业创新、思想创新到当代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珠海始终是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的诞生地和实践地,引领着区域乃至全国发展的变革潮流。

在近代经济史层面,唐廷枢堪称杰出代表。唐廷枢早年任英商怡和洋行买办,精通西方商业规则。他在洋务运动期间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创办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第一家机械煤矿、第一条标准轨铁路、第一家水泥厂和第一家保险公司等。在文教层面,相当一部分晚清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负责人)均是珠海人,形成了珠海独特的“大学校长”群体。譬如珠海人唐国安是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的首任校长。他制定了严格的选拔标准,录取了三批庚款留学生,其中涌现出胡适、竺可桢、金岳霖、梅贻琦、赵元任、姜立夫等学术大师,这批人及其弟子群体,为中国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他如华侨大学的韦悫、天津大学的蔡绍基、华中师范大学的韦卓民、山东大学的唐绍仪、华南农业大学的唐友恒、香港中文大学的容启东等等,这些珠海人都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创制、规划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后,珠海作为经济特区,成为中国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的“试验田”,“创新摇篮”的特质得到充分彰显。1980年特区设立初期,珠海便打破平均主义,率先实行“按劳分配”工资制度,普通工人月工资可达150元,是当时全国平均工资的3倍左右。珠海在全国率先实施土地管理“五个统一”制度,成为全国土地管理改革标杆。20世纪90年代,珠海率先推行“一站式”行政审批服务,将多个部门的审批事项集中办理,极大地提高了行政审批效率,这一模式后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珠海率先开展商事制度改革,实行“多证合一”“证照分离”等举措,进一步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珠海在全国率先实施12年免费教育,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珠海在全国率先用实际行动充分诠释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念。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存在“脑体倒挂”现象,知识和技术的价值没有在劳动报酬中体现,严重制约和束缚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如何保障和提高知识分子尤其是科技人员的利益,最大限度激发其创造热情,成为推动科技进步首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当珠海在谋划给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奖励轿车、住房和大额资金奖励政策时,遇到了不少非议甚至反对。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珠海,坚定了珠海市做成此事的决心。1992年3月,珠海市委、市政府举行隆重的授奖大会,对珠海生化制药厂、丽珠制药等5个项目的完成人员进行重奖,其中迟斌元等作为特等奖项目的首席获奖者,获得三房一厅的住房一套、奥迪牌小轿车一辆和几十万元奖金的巨额奖励。珠海迅速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1992年整整一年,珠海科技重奖都是新闻界热门的话题,各大新闻媒体进行了长篇报道,在科技界引发了知识价值的大讨论,全国各地纷纷前来珠海学习取经,并争相效仿。很多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出台了重奖措施。在此基础上,1999年,珠海在国内率先对技术成果入股与提成进行地方性立法,出台了《珠海市技术成果入股与提成条例》,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技术提成、技术持股等方式参与分配,建立了新的以市场经济方式为导向的科技激励机制。

进入新时代,珠海的“创新摇篮”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进一步升级,从单一城市的创新实践转向全国率先、国际标准的引领。以横琴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为例。总投资22亿元、建成于2013年的横琴地下管廊总长33.4公里。该项目不仅获得了“鲁班奖”和“詹天佑奖”这两个中国建设工程领域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两大国家级奖项,其建设管理经验迅速推广到深圳、雄安等地,还多次接待联合国人居署、世界银行、新加坡、日本、阿联酋等国家和国际组织考察,被誉为“东方地下城市动脉典范”。以该项目为依托,2024年正式发布全球首个综合管廊智慧运维国际标准(ISO 37175:2024《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综合管廊运维》)。业内人士评价,横琴地下综合管廊埋的是管线,立的是标杆,通的是未来。它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地下脊梁”,更是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走向世界的“金色名片”。

忠义血脉:

抗争精神铸就的红色基因

如果说“粤海门户”赋予珠海联通世界的视野,“开放先锋”锻造其敢为人先的锐气,“移民热土”汇聚其多元共生的活力,“创新摇篮”催生其引领时代的动能,深伏其根底、支撑其精神脊梁的,还有一条深沉而坚韧的主线——忠义与抗争。

珠海的抗争历史,可追溯至南宋王朝覆灭之际。1276年临安陷落,宋室南逃,1277年冬,幼帝赵昰一行曾驻跸“井澳”即今横琴岛一带。张世杰率残部在此抵抗元军追击,终因寡不敌众而败退。文天祥兵败被俘后,于1279年初在被押解途中途经零丁洋,写下千古绝唱《过零丁洋》:诗中“零丁洋里叹零丁”使得伶仃洋广为人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名句,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在民族危难时挺身而出、尽忠报国。进入近代,面对西方殖民者的炮舰与鸦片,珠海民众展现出强大的反抗意志。1833年,英国武装商船多次骚扰淇澳,强买强卖、欺压百姓。村民以土炮、渔叉奋起抵抗,击退来犯者,并用事后所得赔款修建了“白石街”。

杨匏安是珠海人忠义血脉的杰出代表。五四运动后,杨匏安率先在《广东中华新报》连载《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核心理论,为当时迷茫中的中国青年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篇文章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几乎同时问世,成为我国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之一,杨匏安由此与李大钊并称为“北李南杨”。杨匏安一生历经多次政治风云变幻,多次被捕入狱,却始终坚守初心,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省港大罢工期间,其孩子在捐款麻袋中捡到两枚硬币,他严正指出:“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并责令送回罢工委员会。革命生涯中,他的两个孩子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妻子体弱多病,靠给别人缝补衣服和做糍粑维生。但他从未退缩,在狱中诀别信中叮嘱家人:“近日有南京方面的人来劝我,我不为所动,家中人千万不能接受那些人的钱和物。”他最后一次入狱后,国民党要员吴铁城、吴稚晖等旧时故人轮番劝降,蒋介石亲自写信、打电话劝降,许以高官厚禄,他断然拒绝:“死可以,变节不可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据广东省民政厅50年代调查及幸存者证言,1938年3月12日-14日,日军在三灶岛杀害无辜村民逾2000人,制造震惊中外的“三灶惨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兴起。1937年9月,在小濠涌村邝氏宗祠内,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正式成立中共珠海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小濠涌支部,邝任生任书记。1940年,中山县抗日游击队成立(后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以凤凰山为中心建立敌后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神出鬼没,打击日伪军。“白马队”活跃于东坑等地,牵制大量敌军。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11月,珠海陆地宣告解放。国民党残部退守万山群岛,企图封锁珠江口。1950年5月,解放军发起万山群岛战役。经过激烈战斗,解放军攻克垃圾尾岛(今桂山岛)等主要岛屿,取得重大胜利,受到毛泽东的电令嘉奖,该战为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例。

1952年7月,澳门葡萄牙军警公然越过关闸,向中方边防人员开枪挑衅,造成我方伤亡。解放军部队果断反击,迫使澳葡当局道歉并赔偿损失。“关闸事件”标志着新中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坚定立场,也体现了珠海作为边境前沿的战略地位。

从南宋末年的伶仃悲歌,到近代抵御殖民侵略的英勇抗争;从抗日烽火中的浴血奋战,到“关闸事件”中的坚定守护,珠海这片土地始终流淌着不屈不挠、舍生取义的忠义血脉。这种精神,既是岭南文化“重气节、尚忠勇”传统的延续,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在珠海的具体体现,形成了珠海历史文化中厚重而鲜明的红色基因。珠海的抗争史,是一部由忠义勇气与无畏牺牲写就的壮丽史诗。这种精神并未随战火远去,而是融入了城市肌理,成为珠海人面对挑战时的精神底色。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珠海医护人员逆行出征;在台风“天鸽”“山竹”来袭时,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在科技攻关、产业升级的战场上,珠海人同样展现出“不信邪、不怕压、不服输”的勇敢和担当,这正是忠义血脉在和平年代的延续与升华。

珠海历史文化的五个基本特征并非尘封的旧事,而是持续演进、不断丰富的活态传统。它们深刻揭示了珠海从哪里来,也昭示着珠海向何处去。这五个历史文化特征并非抽象的文化符号,而是蕴含着城市发展规律、区域协同逻辑、社会治理智慧的“源代码”。它既可以为城市发展战略、重大平台产业选择、政策及创新定位提供历史依据,避免决策盲目性,也可以为跨区域合作、协同及创新提供历史共识,丰富、加深和增进合作;既可以为城市建设、民生改善注入人文温度,提升城市人文品质与市民幸福感,更可以为城市品牌塑造、增强文化软实力乃至于引进高质量产业及人才提升提供核心IP,增强发展持久动力。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委九届十次全会部署,系统梳理、深入研究、生动阐释这五大特征及珠海历史文化,将经验总结转化为价值创造,将历史规律转化为现实治理效能。市社科联将团结带领全市社科理论界,肩负起使命,深化对珠海历史文化特征与内在逻辑的研究,推出更多有分量、可应用的成果,为珠海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系珠海市社科联主席)

文字:闫卫民 图片:李建束 编辑:刘鹏凯 责任编辑:叶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