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来的时候，马老并不叫马老，他叫马头。

大概是双关。一来他是科组长，掌管全科组的头儿；二来则因为他有个名副其实的大头。

马老的大头，就是隔着十米远也看得乍眼：那个银丝乱舞，那个卷发纷披，那个首如飞蓬，狂风一吹，就是骨子里的风流不羁，卓然不群，豪迈大度。每个新人见了他都要忍不住跟人嘀咕：“这位是艺术老师吗？”

“哪里啊，是语文老师。”我总是不厌其烦地纠正说，“他这是天生的，自然卷。”

真是刻板印象——语文老师就不能艺术了？

话虽如此，第一次参加科组会，第一次见马头，我也被马头头上那骏马奔腾的马鬃毛形态直接给震慑住。惊风乱飐中，什么也没听清，只顾看了。

很快散会。似乎也没什么好听的。欢迎新教师的科组会上，关于学校，关于科组，关于教学，关于备考，关于他自己，马头什么也没说。倒是推荐了一部书。插画版的《民国老课本》，丰子恺的插画，叶圣陶的文本。

“好看得很！”马头说。

好好的高中老师看民国小学课本干什么？

本末倒置吗？好奇得很。

我真买了。是图画书，上面画下面字的那种。当当网寄来的，厚厚四大本，还挺贵。不过，当真挺好看的。

两年后，马老就不再是马头。马老卸任了。卸任后的马老来了高一，就坐我后头。然后，我们一起经历了高一高二，高一高二，高一又高二。几升几落，辗转沉浮了多年，如风飘絮，如雨打萍，散散聚聚。

和年轻的同事们一桌聊起退休的大佬们，小青仰起她风华正茂的脸，言之凿凿：“当年在办公室，马老不爱说话的，常常整个下午都沉默着。”

“不会吧？”我拧了拧眉，一万个不同意。自他第一次坐我后头起，他在我面前说起话来，就像个漏勺，或者筛子，或者干脆开成自来水，滔滔不绝。

在这持续多年的自来水漫溢出来的言语长河里，厚厚的石壁洞穿，我得以完整地窥探到马老那汪洋恣肆的过去。

自然，马老的过去颇为传奇。教过高中，教过初中，教过小学，以一己之力，覆盖基础教育全学段。

马老什么样的书都教过，什么样的学生也教过，好的、差的、中等的。他特别会上公开课。我听过一两次，叹为观止。讲台上的马老不讲课文，从不提问，整个课堂哪哪都不合规矩，但整间教室哪哪都座无虚席。

“这公开课——难吗？”事后，我畏手畏脚地发问。

“随心所欲！在自己班上课有什么难的？”马老说，“最难的，是借班上课。”

“借班？难度在哪儿呢？”

“在学生？”

“学生？”

“一进门你就得知道，你设计的所有问题对谁来提。有些孩子是负责正确回答的，有些孩子是负责错误示范的，还有些孩子就是天生来负责搞笑活跃气氛的。”

他说得我云里雾里的。“这——看脸就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马老斩钉截铁。

他这是教我上课呢？还是看相？

兴之所至，他常常手把手教我看书，比我研究生导师教的还要细还要多。讲到《促织》，他推荐毕飞宇的《小说课》；讲到杜甫，他盛荐潘向黎的《梅边消息》；讲到《论语》，他力荐叶嘉莹整理的顾随讲稿《传学》……他肚子里没完没了的，有一长串的书单。据说他家里的书更多。整墙的黄花梨，楠木的隔板、紫檀雕花的柜门，似乎要把马老毕生搜罗到的珍本善本一网打尽。

语文老师把书看到他这份上，是不是到头了？

退休前的最后几年，马老一不做二不休，在课堂上开起了读书会。每周四，语文课都安排在下午。下午上课，最容易昏昏欲睡。每周四，马老都精心挑选一篇长文章，在课堂上声情并茂念一遍。

“他们——在听吗？”我对教学效果存疑。

“即使只有几个人在认真听，也就达到了这堂课的效果。”

马老是这么想的呀！剩下的绝大多数呢？

算起来好些年了。马老说不当班主任，就不当了；马老说不教尖尖班，就不教了；马老说不上高三，不仅没上，退休前的这些年，他甚至连高二都没有再上过。领导那里通过，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那是很久远的旧功劳簿了，到现在已经不大有人记得。马老带出过省第一，语文单科兼全省总分第一。货真价实。

“马老，你是怎么教出省第一来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当然不是我教的。”马老乐呵呵地答，“靠他们自己。”

“靠自己？”

“可不，我做的只是展现语文之美，剩下的，就听凭他们自己的内驱力了。”

“可是。”我直言不讳，“这么教，要是成绩不好，怎么办？”

“成绩不重要。”马老平静地说。

“成绩不重要？”听着就上头，我激动得没轻没重，“分分分，学生的命根。怎么可能不重要？”

“就是不重要！”马老一甩他的大头，那个银丝乱舞，那个卷发纷披，那个首如飞蓬，狂风一吹，就是骨子里的风流不羁，飘然不群，豪迈大度。艺术的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