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与陕西方言电视剧《主角》相继出圈。两部作品以方言为母语，带着浓郁的地域印记，却收获了跨越地域的共鸣，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它们何以跨越方言局限，让不同语言区的观众从中找到情感的连接点？本文尝试以这两部作品为样本，综合运用语言人类学的文化编码理论、传播学的“编码/解码”框架，以及社会学的“想象的共同体”视角，剖析方言叙事从“地方记忆”走向“普遍共情”的内在机制。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这一机制不仅关乎影视传播的技巧，更触及一个具有战略性的文化命题：地方文化资源如何更自然地融入中国故事，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凝聚更广泛的文化认同，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中不可忽视的“在地力量”。

 一、方言作为文化基因库：从语言变体到认同密码

传统语言学将方言界定为“语言的地域变体”，但这种技术性定义遮蔽了方言作为文化载体的深层意涵。事实上，方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地域人群历史经验、生存智慧与情感结构的沉积。《给阿嬷的情书》中“胶己人”三个字所凝聚的族群内聚力，《主角》里秦腔“苦音”声腔所承载的底层命运感，都远非标准普通话所能完整转译。方言的语音韵律、词汇系统和语法结构，构成了一套独特的文化编码机制。它以最自然且有力的方式呈现出人与土地的精神关联。

社会语言学家约书亚·费什曼曾指出，语言是“族群边界的最后堡垒”。在《主角》中，秦腔艺人在后台用陕西方言对戏时的松弛感，与舞台上韵白表演间的张力，恰恰揭示了方言作为“身份徽章”的功能：它标识着“我们是谁”的本真状态，是抵抗文化同质化的隐形防线。同样，《给阿嬷的情书》以全域潮汕方言构建乡土语境，年轻一代却难以共情背后的族群记忆，映射出现代化进程中地域文化式微的焦虑。阿嬷半生珍藏、反复品读跨洋而来的侨批，这一行为早已超越书信的沟通本义，成为守护地方文脉、坚守本土文化的仪式化表达。

从文化战略角度看，方言的保护与活化，绝非地方主义的狭隘诉求，而是中华文化多样性得以延续的基础性工程。正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为方言在戏曲、影视等艺术形式中的合理使用保留了空间。这种法律规范，本身就是文化自信的制度表达。

二、从地方叙事到普遍共情：方言传播的逻辑翻转

传统传播学理论认为，方言会带来“文化折扣”效应，削弱跨地域传播效果。但《给阿嬷的情书》却以超50%非潮汕观众的票房占比，翻转了这一预设。其深层逻辑在于：方言制造的陌生化效果，产生了新鲜体验，延长了观众的审美感知过程，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文化辨识度；而普世情感内核的注入，更是架起了跨文化理解的桥梁。

这一现象可以用传播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来分析。两部方言影视作品的成功，关键在于构建了“地域文化内核+普世情感外延”的双层叙事结构。《给阿嬷的情书》以潮汕侨批文化为底色，将叙事焦点凝聚于族群亲情、信义坚守等人类共通经验；《主角》以秦腔艺人的命运浮沉为主线，同时指向传统与现代、坚守与变革的普遍命题。这种结构使作品既能满足方言覆盖地观众的文化认同需求，又能为非方言区观众提供情感接入点，在作品的艺术品质加持下，方言不再是障碍，而成为文化魅力的独特标识。

新媒体环境进一步放大了方言传播的“圈层扩散”效应。《主角》中秦腔唱段的精彩片段被剪辑为短视频，在新媒体平台引发裂变式传播，累计获得数十亿次播放；《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后，线下侨批实物展与线上数字“侨批博物馆”相继推出。技术赋能使侨批从静态文物升级为多感官文化体验，让原本依附于电影叙事的文化单元获得独立传播的生命力。这种碎片化、场景化的传播形态，恰恰适应了最新的信息消费习惯，推动传统文化从被动保护走向主动活化。

三、文化软实力建构中的“在地力量”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竞争，在国家叙事的宏大表达之外，更需要地方经验的细腻呈现。方言影视的独特价值在于：它以“小切口”承载“大主题”，以“地方性”彰显“中国性”，在柔性传播中，为文化认同的深层建构提供了感性而具体的入口。

从社会学视角看，方言影视可以借助一种拓展的“想象的共同体”机制凝聚文化共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论证，民族国家的形成有赖于印刷语言创造的共享阅读经验。而在当代语境下，方言影视则以地方性情感结构为纽带，唤起了跨地域观众对“文化之根”的共鸣式想象。

剧中老一代侨胞反复念叨的“唐山”，至今仍是海外潮人对故土的称呼。这个词本身就有一种回望的文化本能。那些下南洋的先民，将潮州变成了他们回望的中心，恰如侨批中“唐山”与南洋之间的情感距离：看似遥不可及，却始终被一根文化的丝线牢牢牵着。

秦腔与侨批、戏台上的苍凉与信纸上的牵挂，不再是两个孤立的案例。它们共同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文化逻辑：中华文化的情感共同体，正是在无数次迁徙与离散中被反复编织和持续确认。方言影视所呈现的，正是这种编织过程的回响：无论身在何处，无论唱着秦腔还是说着潮汕话，人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在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里，在创新中守护文化的根，在流变中找到回家的路。这种从地方叙事到普遍价值的转化，使方言影视成为连接个体与民族、地方与国家的情感纽带。

在国际传播层面，方言影视提供了一种缓解“文化折扣”困境的新路径。相较于以功夫、熊猫等符号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名片，方言影视以普通人的人间烟火、真实情感为内容，更容易在文化亲缘圈层中实现共情。《给阿嬷的情书》在东南亚潮籍侨胞中引发强烈共鸣，印证了文化亲近性在激活情感联结方面的独特优势。当作品触及共通的情感经验时，方言的“不可译性”反而转化为文化吸引力的来源。

这种传播模式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启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既需要《流浪地球》式的硬核科幻，也需要方言影视的温情书写。两种路径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前者展现中国的科技想象与未来视野，后者呈现中国的文化根脉与情感温度。二者的协同，有赖于在国家文化传播战略层面进行有意识的整合规划，使其在不同维度和不同受众群体中各自发挥优势，共同构筑多元而立体的中国形象。

四、守正创新：方言影视发展的辩证路径

方言影视的健康发展，需要在保护与创新之间建立动态平衡机制。当前存在两种值得警惕的倾向：一是将方言“奇观化”，即将方言从其文化语境中剥离，刻意堆砌俚语制造噱头，使之沦为供人猎奇的客体，消解了方言承载的文化深度；二是将方言“博物馆化”，即将方言固化为某种“原生态标本”，固守传统表达形式，拒绝与当代审美对接。前者导致文化矮化，后者造成传播失效。

真正的守正创新，在于守住方言承载的语音韵律、词汇智慧和口头传统等文化基因与精神内核，同时赋予其当代表达形态。《给阿嬷的情书》组建专业方言编译小组，对台词逐句打磨，为表达足够地道提供了制度保障；《主角》片头主题曲，王菲将秦腔唱段巧妙融入的跨界表达，在海内外引发“秦腔热”，证明传统文化完全可以在与当代流行文化的对话中获得新生。

政策层面，需要构建“推广普通话+保护方言”的双轨机制。在国家通用语言主导公共空间的前提下，为方言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合理使用提供制度空间。例如，可设立方言影视创作专项扶持资金；在地方课程或校本课程中探索方言文化教育的可行路径，使青少年在母语环境中建立文化认同。这种一体多元的制度设计，既维护国家语言统一，又保障文化多样性，是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方言影视的崛起，折射出转型期中国社会寻找文化根脉的集体心理动向。当《给阿嬷的情书》中潮汕方言的呢喃与《主角》里秦腔的嘶吼穿越银幕，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影视艺术的创新，更是一个文明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对自身文化多样性的重新发现与价值重估。这或许正是文化自信从理念走向实践的生动注脚。

方言，是文化的活化石，记录着历史的层累；是情感的密码本，承载着特定社群的集体记忆与心灵共鸣；是身份的徽章，标识着个体的文化归属。方言影视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地方文化提供展演舞台，更在于它让我们认识到，每一种方言都是中华文化交响乐中不可替代的独特声部。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双重语境下，如何让这些声部既保持自身独特的音色，又能融入整体的和鸣，是创作者、政策制定者和传播者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而探寻答案的第一步，或许就是重新倾听那些银幕上真实、鲜活的乡音。正是在这些声音里，蕴藏着连接历史与未来、沟通地方与世界以及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深层文化密码。

（作者单位：珠海市人大常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