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千万工程”作为广东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重大制度性安排，在持续向纵深稳步推进的同时，也对进一步扩大外部协同、拓展资源来源、提升制度统筹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地缘相近、人文相亲，港澳在专业服务、科技创新、社会动员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能够在“百千万工程”中形成有效补充。特别是伴随着港珠澳大桥作为“经贸新通道”的功能日益增强，内地与港澳之间在制度、要素和空间等层面的联系更加紧密，为港澳力量以更高效率参与县、镇、村建设创造了新的可能。

破题之要：
以政策项目凝聚港澳之力

从近几年的实践情况看，港澳力量参与其中的渠道正在不断拓宽，形式也日益多元，其在智力支持、社会服务、青年实践、产业对接等方面的参与路径正随“百千万工程”的深入实施而愈发清晰。

如今，不仅有国家层面出台的关于个人信息流动、交通便利等各类惠民措施，地方政府层面也有不少举措出台。近年来，部分大湾区城市探索通过“政府引导+部门协同”等机制推进港澳参与，推出很多如《支持服务港澳青年到珠海发展16条措施》、“港澳青年入乡发展培育计划”这样的跨境合作政策框架，在需求对接、资源整合、项目落地等关键环节，逐步形成了与港澳力量互动的制度入口，使合作具备了更强的可预期性。港澳高校学者、行业顾问和专业团队在乡村文旅规划、技术咨询、产业研究等领域的持续投入，逐步形成了系统的智力支持体系；港澳青年通过短期驻点、文化调研、教育服务等方式深入乡村，在公共文化、社会关怀、文旅创意等方面展现出较强创新力；港澳社团组织也在公益助学、文化交流、技能培训等领域常态开展跨境合作，逐步形成制度化的公益参与模式。

但也应该看到，在制度接口不完备、项目对接偏碎片化、基层承接能力不足等因素的作用下，港澳资源的深度融入仍存在一定阻力。如何通过制度协同打通跨区域合作链条，使港澳资源真正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已成为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与制度化推动的一个重要议题。

他山之石：
以制度接口破解协同之障

制度协同从来不是简单的程序拼接，而是涉及理念、规则、流程、平台等多维度的系统性重构，既关乎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也决定了跨区域资源能否真正顺畅流动。

从国内的区域协同实践看，一些重大赛事与区域性工程已探索出较为成熟的制度化协作模式，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刚刚结束的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就是个典型例子，组委会创新建立了“1+4”联络机制，通过国家层面设立港澳工作协调部，并在粤港澳三地之间构建联络会议、首席联络官、联络员、联合工作组四级沟通体系，实现了从组织协调到任务落实的全链条贯通。这一机制形成了“小机构、大网络、强协同”的结构优势，使跨区域、多主体参与能够在统一的制度平台下高效衔接，显著降低了跨部门、跨层级沟通成本，体现了制度协同在推动复杂治理任务中的关键作用。

从国际视角看，欧盟跨区域合作机制（Interreg）同样具有代表性。作为推动欧盟内部跨境、跨国、跨地区协作的核心制度平台，该机制通过共同规划体系、统一评估标准、项目专班化管理和清单式任务分工，使参与区域能够在共同规则框架下推进资源共享、要素流动和项目协同。其制度设计并非依赖单一主体的资源投入，而是通过平台化治理将分散资源串联为系统性力量，显著降低了跨域合作的制度障碍，使区域协作具备持续性、可扩展性与可复制性。

综合国内外的经验不难发现，跨区域协作的难点从来不在于资源的多少，而在于是否能够构建稳定、统一、可执行的制度接口，使不同主体、不同区域在同一平台下形成合力。唯有通过制度协同，将信息流、项目流、资金流和人才流组织到统一的治理框架内，跨区域合作才能真正实现从“多点参与”走向“系统合作”。

路径之选：
以机制创新消除融入壁垒

推动港澳资源更好融入“百千万工程”，其关键在于健全制度接口、提升协同能力，使资源流动与制度建设同步推进。在这一点上，制度协同不仅是一种技术路径，更是一种治理理念。推动港澳资源从“参与”走向“融入”，关键在于让制度协同真正落地见效，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机制。

推动港澳资源从“参与”升维至“融入”，必须在制度协同上实现关键突破。首要任务是搭建分层对接的治理架构，即在省级层面强化统筹与规则供给，在市县层面打造专业化对接平台，通过建立“需求、资源、项目”三张清单，将港澳参与系统性纳入地方发展规划，从根本上实现从“被动对接”到“主动融入”的模式转变。在此基础上，应推动智力支持实现从“顾问式”向“嵌入式”的转型，核心在于创新机制，探索建设“跨境智库平台”、实施规划成果联合评审等，确保港澳专家的专业意见能够深度嵌入决策与执行链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效能。同时，亟须构建常态化的社会参与机制，一方面支持港澳青年从短期实践转向全过程参与，提供从培训、激励到发展的全方位支持体系；另一方面，需优化对港澳社团的审批流程与监管透明度，提升公益合作的规范化与可持续性。最后，必须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参与活力，积极引导港澳企业进入乡村文旅、现代农业等领域，通过打造示范性项目和优化营商环境，使市场力量成为县乡镇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制度协同：
拓展“一国两制”实践的基层空间

推动港澳力量参与“百千万工程”，其意义远不止于县乡镇层面的资源补充，更在于为粤港澳三地探索制度对接、协同治理与区域融合提供全新的制度场景。通过制度协同打通信息、项目、资源和人才等要素流动链条，不仅能够降低跨区域合作成本，更能推动治理方式从“项目驱动”向“机制驱动”转型，使港澳资源在县域振兴中形成更加稳定、可持续的制度化嵌入。

制度协同的深化，也为湾区融合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港澳在专业服务、科技创新、公共治理等方面具有突出优势，而大湾区内的县乡镇在产业基础、空间承载、应用场景等方面具备广阔潜力。通过制度化平台构建“港澳能力＋县域需求”的精准匹配机制，不仅能够有效释放港澳资源的外溢效应，也将推动湾区内部的价值链、创新链和产业链进一步重组，增强区域整体韧性与发展能级。

更为重要的是，港澳力量的制度化融入，将为“一国两制”实践打开新的基层维度。制度创新不应仅停留在横琴、前海等重点平台，在县域治理、城乡融合、社会建设等更广领域探索制度衔接，将有助于培育更坚实的区域共同体意识。随着制度协同不断深入，港澳力量的融入将逐步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增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长久的支撑。

（作者单位：苏朋，中共珠海市委党校；曾铮，中共珠海市委台港澳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