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马年，大年初一。阳光暖融融地洒在浏阳乡间的小路上，我去给普初叔叔拜年。路还是那条路，只是两旁的树又粗了一圈，而叔叔，今年八十有七了。

推开门，叔叔正坐在藤椅上，见我进来，笑着站起身。还是那个清瘦的身影，腰板挺得笔直，眼神清亮，像是山涧里的泉水，洗过八十七年岁月，依然澄澈。寒暄几句，话题转到了对联上。

对联，在叔叔这里，从来不只是红纸黑字。它是岁月的刻度，是心事的注脚，是他与这个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

叔叔是1939年生人，湖南师大中文系毕业，一辈子在新化一中、浏阳八中教语文。我读高中时，他常把文科班学生的优秀作文拿给我看，一篇篇讲解。那时我第一次知道，文字可以有温度，可以长出翅膀。后来我从田埂上走出去，追根溯源，启蒙老师就是叔叔。

1999年，叔叔六十岁，也是他盖新房子的年份。他把六十寿诞和新居入伙合办，写了副大门对联：

花甲不算寿 草舍且安身

那天宾客盈门，有人站在对联前皱起眉头：“花甲怎么不算寿？六十岁可是大寿啊！”叔叔听了，只是微笑。他教了一辈子书，清贫一生，从不抱怨。那“不算寿”，是把名利看淡了，把日子看透了。六十岁不过是人生一站，草舍暂时安身而已。这种话，他不肯对人说，只说给对联听。来来往往的人都看见，却未必都能读懂。

2009年，叔叔七十岁。他给我出了个上联：

古稀今不稀

我愣住了，半天对不出来。叔叔看着我，眼中有期待，也有考校的意思。我想了几句，都不贴切。叔叔也不催，只是笑着说：“慢慢想，不着急。”

这一想，就是两年。

回珠海后，我不时与维浩兄商量讨教，多次易稿，直到2011年的一个寒夜，在维浩兄的指导下，“寒舍暖难舍”定稿时，我才觉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第二天兴冲冲打电话告诉叔叔。电话那头的他，笑得像个得了糖的孩子：“好，对得好！‘古稀今不稀’，说的是世道变了，现在七十岁的人不算稀奇；‘寒舍暖难舍’，是说家虽简陋，却舍不得那份温暖。你把我的心思都读懂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对联，是我们叔侄之间的一种对话，一种传承。他把一生的感悟凝成上联，我用了两年时光去呼应。

2019年，叔叔八十岁。这一次，轮到我给他写对联：

杖朝人无杖 居陋者爱居

上联“杖朝人无杖”中，“杖朝”典出《礼记·王制》“八十杖于朝”，指八十岁。而叔叔走路稳稳当当，不需要拐杖。下联“居陋者爱居”，“居”字前为动词（居住），后为名词（居所），意义上对应上联“杖”字用法。此联承续六十岁“草舍且安身”、七十岁“寒舍暖难舍”之意脉，由安身、难舍到深爱，层层递进，将叔叔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珍视天伦的人格魅力贯穿始终，恰如叔叔的一部精神传记。

叔叔看了，连连点头：“无杖好，我还要多走几年呢。”那天他逢人就指着对联说：“这是我侄儿写的。”语气里满是骄傲。

今年是丙午年，叔叔八十七岁。再过三年，就是他九十大寿了。我已想好那时要送他的对联：

耄耋不跌 松鹤同贺

“耄耋”是八九十岁，“不跌”是双关，既说不摔跤，也说精神不垮。“松鹤”是长寿的象征。这联还没写出来，可我已经在心里念了无数遍。我想象着三年后的十月，阳光明媚，叔叔还是这样神采奕奕地坐在藤椅上，看我贴上新对联。

从“花甲不算寿”到“古稀今不稀”，从“杖朝人无杖”到将到来的“耄耋不跌”，这一副副对联，像一串珍珠，串起了叔叔的晚年，也串起我们叔侄的亲情。它们不只是对仗工整的文字，更是人生态度的注脚——淡泊、豁达、坚韧、期许。

叔叔教了一辈子语文，最后把自己活成了一副对联。他不爱说话，尤其不爱说自己。可对联替他说话了。每副对联背后，都有他不肯对人言说的心事。六十岁盖新房，他不说苦，只写“草舍且安身”；七十岁感叹世道变了，他不说悲，只写“古稀今不稀”；八十岁依然硬朗，他不说喜，只写“杖朝人无杖”。什么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些心事，都藏在对联里，等着懂的人去读。

太阳渐渐西斜，我起身告辞。走了几步回头望去，他还站在那里，瘦瘦的身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

我想起他给我讲过的那些作文，想起他看我对出下联时的笑容，想起他指着对联说“这是我侄儿写的”时的骄傲。这一生，他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与粉笔为伍，与对联对话，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也把一个侄子从田埂领上了远方。

可这还不够吗？能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能把一生的感悟写进两行字里，能用自己的方式影响一个后辈——这样的人，本身就是一副好对联：上联是“岁月”，下联是“风骨”，横批“这一生”。

路上春风拂面，暖暖的。我忽然想，等到叔叔九十岁，那副“耄耋不跌，松鹤同贺”贴上去的时候，我一定要大声念给他听。就像他当年教我读作文一样，一字一句，清清楚楚。

因为有些东西，需要念出来，才能让听的人知道——你懂他。而我，更懂我的普初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