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归乡，闲坐无事，望着村中景象，脑子里忽然冒出个有趣念头：普通话里，“闻”既可以表示用耳朵听，也可以表示用鼻子嗅。可在我的家乡——赣州于都，气味，是被“听”见的。“闻到什么味道”，我们说是“听到什么气色”。“色”在其中，更让气味平添了几分可视的模样——仿佛村巷里的腊香、灶头的烟熏，不只是飘进鼻子，而实实在在地有了颜色。

思索之间，兴趣盎然。一个简简单单的动词，竟在普通话、古汉语和日日使用的乡音之间，建立起微妙而深邃的联系。

让我们先从“闻”字说起。古文中，“闻”的本义就是听，也是它最古老的使命。见《说文解字》：“闻，知闻也。从耳门声。”字形里藏有一扇门和一只耳——有人站在门后，侧耳聆听。《论语》里说：“朝闻道，夕可死矣。”此处的“闻”，还是用耳。

而《礼记·大学》里，“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这个“听而不闻”很有意思，意为心思不在，耳朵听着却像没听进去。它虽然还是“听”的意思，但已经带上了感知的深层含义。耳朵的功能是“听”，而“闻”则意味着信息真正抵达内心。这个细微的差别，或许正是“闻”字日后能跨界到嗅觉的伏笔。到了后世，“闻”开始悄悄跨越感官的边界。《孔子家语》中便有“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的说法，这里的“闻”，已然是鼻子的工作了。从孔子时代的“听”到三国时期的“嗅”，历经数百年，“闻”完成了一次感官的跨越。

这种跨越是如何发生的？它与我家乡话中用“听”来“嗅”气味，是否遵循着相似的逻辑？

要理解这种现象，不妨借重莱考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的洞见：“人类的抽象思维，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身体经验之上。”感官动词的迁移，正是将“感知外界信息”这一具体的身体经验，映射到更抽象的“信息进入意识”的认知过程中。当古人用原本表达听觉的“闻”去表达嗅觉时，他们抓住的，正是两种体验中“信息被主体接收”这个共同的抽象结构。感官的“入口”或许不同，但“信息进入意识”这个结果，是相同的。

并非于都先民混淆了生理差异，而是他们把重点放在了“信息被接收”这个结果上。气味像声音一样飘过来，被人感知到，所以叫“听”，又通过感官隐喻被看到，所以名之为“色”。它们共享同一种存在方式，都弥漫于空中，都向人“飘来”，人只需敞开感官，将其接纳。

这是不是意味着，说不同语言的人，感知世界的方式本身就有差异？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不是简单地给世界贴标签，它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套用这个理论，或许各类语言中感官与连接对象的不同，未必是模糊混淆，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统合——世界不是被切割成孤立的感官碎片，而是作为整体，被我们感知到。

普通话里的“闻”，从古至今完成了从听觉到嗅觉的迁移；而我的家乡话，却始终用“听”来统摄这两种感知。如今，年轻一代的于都孩子越来越多地接受普通话的教育，我的家乡话或许正经历另一场迁移。千年前那个把鼻子闻到的气味称作“闻”的人，大概不会知道自己参与了一场语言学革命。现在，有人在用普通话唤孩子回家吃饭，老人还在用方言“听”着灶火的橘红。我能做的，也不过是坐下来，用有限的学识粗略记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