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陈西滢打过交道的人私下认为，他是一个无趣的人，虽然学问扎实，但聊天时爱端着一副英国绅士的架子，听他说话像在听课，没有半点松弛感。那个以文字清新著称的冰心，到了晚年也喜欢板着脸讲大道理，一点小事就上升到道德的高度。你跟她聊家常，她能扯到“知识分子的风骨”。舒乙在回忆中提到，一个女孩拿着获奖的绘画找到她，她连句人情话也没有，却去怼孩子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有问题。

这个曾经温暖治愈过的小桔灯，成了一盏直白且刺眼的探照灯。

中国历代文坛自带幽默基因的并不多，多数人要么被礼教规训得拘谨古板，要么被文人身份架在高处。袁枚大约是少有的通透闲人。这人不贪官场虚名，只顾人间快活，好吃成癖，随性放荡。我读他的《随园食单》，不仅读美食，也读闲适，读风月，读不端着摆着只享受当下。这样的人身上，你看不到修身治国，却是满纸烟火。比如他把鸡猪鱼鸭比作“豪杰之士”，海参燕窝贬为“庸陋之人”，嘻哈中既有鄙死烂贱，又有名士风流。

俄国作家给我的印象也大多如此，他们能写出很好的作品，却普遍活得像布道者，救赎感很强，所以他们的写作不是拷问灵魂就是拯救民族，满脸沉重，崇尚深刻，内敛禁欲，执拗极端。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社交场合永远是一张神色阴郁的脸，见不到谈笑风生，只有冷峻和古板。反观英法文人，大多喜欢在繁华里写人生，文笔松弛风趣，性格浪漫优雅，爱调侃，风流成性。

也许俄国作家里可以挑出最有趣的选手便是契诃夫了。他活成了另类，不仅在于他的非贵族出身，是底层草根，也在于他的职业。作为一个俄国乡下的赤脚医生，他见多了生老病死，凡事便容易看得通透，有平视众生的文学视角，不做道德导师，不说教布道，就像前世的法国人投了个俄国胎。我读他的书信，最爱读他的自嘲，“天气好极了，钱几乎没有。”“钞票揣在口袋里，像雪糕一样悄悄融化”。他甚至想把自己的小说集取名为《请买这本书，不然就揍你》，虽然没通过，在编辑的眼里，那几乎是孩子式的撒娇和顽劣了。

同样投错胎的是法国人罗曼·罗兰，他本该和俄国作家们扎堆的，因为他的神经太紧绷、太较真和太理想主义，生活中像个清教徒，对社会良知一类的话题异常敏感。他写《约翰·克利斯朵夫》，其实就是在立一个人格的标杆：人生必须是崇高和伟大的。茨威格在夸他时说：“我在他房间里感觉到一种人性的道义上的优势……”当置身在这样的一个房间里，我们会看到什么？极少的家具，满墙的书，有一架孤然而立的钢琴，无古玩摆件，无鲜花点缀，素色冷调，看上去像修士的静修室。

穿越回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龙子仲谈论得最多的不是如何去分辨谁是坏人，谁是好人。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才能不错过那些有趣之人。得出的结论大致如下：有趣之人首先一定是有道德瑕疵的；其次是他们都不那么爱面子，脸皮厚，不怕出糗；不爱宏大叙事，却能在鸡毛琐碎里聊出朝堂风云，浩荡乾坤。最重要的一点，有趣的人天生离经叛道，所以他们也不大介意成为一个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