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见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成这样，确实超乎好多人的意料，观众想不到，电影的主创人员更加想不到。当然，没有一样东西会无缘无故爆火，需要真金白银支持的事情，更是难上加难。《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能做到，有运气的成分，最终靠的还是自身的质量。这不是第一部来自潮汕的电影，也不是蓝导团队的第一部作品，在此之前，他已经完成了潮汕三部曲的前两部，第一部拍父亲，第二部拍母亲，第三部才开始拍阿嬷——有网友开玩笑说，第四部得拍阿公了。

蓝导的前两部电影其实反响也不错，至少在潮汕地区是传开了的，也上了院线。相较于前两部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会出圈，跟下南洋、侨批等历史的厚重有关，把小人物的命运放置在历史的长河里去演绎，可供代入和共情的空间就大了起来，这也是它超乎地方性、方言性和局限性，被更多潮汕之外的群体喜欢并接受的根本原因。

近些年，潮汕地区颇有一种文艺觉醒的味道，往大了说还有点“文艺复兴”的架势，不仅是电影，文学、音乐等各方面都涌现了不少年轻且才华在线的从业者。有别于以往潮汕文艺趋于自我消化的状态，如今无论是文学，还是音乐、影视，在处理地方题材方面都有了更佳的角度和视野，作者和作品也足以与外界对话。这次，在《给阿嬷的情书》的推助下，潮汕文化算是彻底出圈了。

潮汕文化以及潮汕人，之前很多年里，虽然背负盛名，其实骂名也不少，多少来自外界的偏见和恶意的评判，每一个出门在外的潮汕人都应该深有体会。一些不是很体面的标签，如重男轻女、迷信、排外，等等。这里面有道听途说的印象，自然也有真正见证和遭遇过的事实。我不敢说潮汕地区没有以上特点，至少我身为海陆丰人，曾深刻体会过家乡的落后与愚昧——但就像没有一个完人一样，一个地方也不可能完美，它有诸多的不如意，反之，亦有诸多的可赞颂之处。因而，与重男轻女、迷信、排外等相对应的，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潮汕人更在乎儿女双全（《给阿嬷的情书》里有个细节也似乎是在回应外界的误解——南枝的父亲说“走仔也不是要走的仔”时，就说出了潮汕父亲们的心声）、对神明的敬畏却也能守住人性的底线，至于排外，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潮汕人团结的表现，对“家己人”有一种信仰般的执念。

就是这么一片依山傍海、人丁兴旺的土地，竟奇迹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处于半封闭状态，自嘲为“省尾国角”，自给自足，连与外界联姻都曾不被允许。也正因为此，潮汕大地上诸多古旧的礼俗才得以完好地保存，如今它们恰好又赶上好时候，成为自媒体时代的新宠，也是潮汕文艺家取之不竭的富矿。更有意思的是，潮汕被外界视为排外，潮汕人的脚步却遍布世界，过番逃港，最不缺潮汕人的身影，特别是后来的改革开放，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到深圳揾食谋生。潮汕人像是一个矛盾综合体，有其狭隘的一面却又比谁都热衷于拥抱世界，潮汕文化似乎也是如此，既有传统的昧俗，一旦遭遇新的重塑和传播，往往又能焕发出某种迷人的现代性。

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再来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似乎也就变得有迹可循了。首先，《给阿嬷的情书》讲了一个很潮汕化的故事，过番、暹罗、侨民，包括女性的性情与品格（尤其是阿嬷那一代潮汕女性，即便早就得知丈夫身亡，一般也不会改嫁），以及“有情有义”这些几乎所有潮汕人都喜欢挂在嘴边的话语；此外，电影除了潮汕背景和地方方言外，自始至终充满各种潮汕元素，如英歌舞、潮剧、侨批、工夫茶、无米粿、橄榄、油柑等，与某些生硬的植入不同，《给阿嬷的情书》在这方面处理得浑然天成。看完电影，观众除了深受人物和故事感动之外，大致也理解了潮汕，就像人和物无法分割一样，任何地方性的风物，都会对一个地方的人和物产生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给阿嬷的情书》并不是以故事取胜，或者说，故事本身谈不上出彩，至少它没有出乎观众的想象之外。但它又是一个好故事，这并不矛盾。好就好在真，人物的真，细节的真，情感的真——整部电影，其实可以用“有情有义”四个字来概括，如何说木生和淑柔之间是“有情”，那么南枝和木生之间则是“有义”——木生去世后，南枝又把“有义”延续到淑柔身上。正如情义之间难分彼此，电影在他们三人之间也把情义揉碎重组，情中有义，义中也有情。导演其实还有意淡化“情”的那部分（无论是淑柔和木生的情，还是南枝与木生的情），或者说“情”是为后面的“义”作铺垫的，尤其是当年老的南枝和淑柔依偎在一起时，那份来自同性之间的“情义”，才是超乎人类任何情感的东西。

电影以此结尾，让人惊叹，它超越了商业电影追求圆满、皆大欢喜的收尾方式，而是赋予了开放性和浓郁的文学性——让南枝失忆，确实是神来之笔——像是故意使了个绊子，如同命运紧随，把“遗憾”之情贯穿始终。这让人物一下子具有了悲壮的意味。我相信很多观众看到这里都会忍不住泪崩，遗憾于南枝和淑柔这辈子始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相见。

导演终究还是不忍，他让南枝突然记起“淑柔”这个名字，以及多年前邮寄过去的咸猪肉。南枝问，猪肉好吃吗？淑柔说好吃。南枝说好吃就再寄。这里南枝其实也没把眼前人当作淑柔，她只是记忆错乱，多年前的事恍如昨日，就好像时光穿梭让她们在年轻时相遇，以一种梦境般的状态出现。

□ 罗仁仁

忙完一件棘手的事情，终于得空去看了那部最近风头正劲的《给阿嬷的情书》。散场时，四周尽是窸窸窣窣抽泣与擤鼻涕的声音，我也未能忍住，想来已经很久没有在幽暗的影院里掉过眼泪了。

但我此刻想说的，并非电影本身，而是光影交错间，心头蓦然浮起的人和事。

电影中两处至关重要的取景地——潮汕叶淑柔阿嬷的家，与泰国谢南枝阿嬷的家，竟都与我的师友陈老师有关。前者是他阿嬷留下的旧居，后者便是他自家老宅。而片尾那一帧帧泛黄的侨批特写，更是他数年前牵头筹办的樟林永定楼侨批展览馆里的藏品。

陈老师在我就读的大学任教，我们不同学院，可我们的熟络却是在我毕业之后。所以我常常忘了他的师长身份，于我而言，他更像是一个可以随意闲谈、分享人生近况，或是得空便相约四处走走的朋友。

人与人的缘分很有意思。第一次听闻他是九年前的夏天，他从广州赴台北拜访一位新儒家学者。当时我已在台大念书，因早订了返乡的机票，便与他在那座岛屿上擦肩而过。当时有位同样从广州来找我的小师妹在中间传话，问要不要见一面。我想，错过了便错过了吧，世间本就充满了这样的错过。

谁知两个礼拜后，我们居然在潮州碰上了。

饭桌上，他提起最近在修缮自家的老宅，那是栋快一百年的老房子了。作为一个古建筑爱好者，我对老房子没有抵抗力，便立刻询问能不能去看看。

后来的几日，我先是随陈老师一行人参观了位于潮州牌坊街的饶宗颐先生故居。那时候，故居尚在筹划修复中，未对外开放；牌坊街也才刚冒出一两家年轻人开的茶馆与特色民宿，远未像如今这般热闹，成为国内旅游的顶流之地。

随后，我们便转移到了他位于汕头澄海樟林古港的老宅——起凤陈公祠德和里。

樟林古港曾是粤东第一大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一代代潮汕先民搭乘“红头船”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段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的闯荡之旅。陈老师的祖辈，正是其中的一员。

“德和里”老宅的建筑群以公祠为中心，两侧分别是“向荣别墅”与“哲谋广居”书斋，一旁是典型的潮式“四点金”大夫第。老宅为陈老师旅泰华侨祖辈所修，因此透着股中西合璧的韵味，尤其是屋子里那抹独特的“南洋蓝”。因为特殊时期的缘故，老宅墙壁上的一些雕花、灰塑、刻字曾被粗暴地涂上了石灰，却依然掩盖不住它在百年岁月里沉淀出的光芒。

那日，陈老师指着梁上的旧木、墙角的砖雕，说这里要怎么修，那里要保留什么。没有豪言壮语，但你能看见他脸上闪烁着的期待，那是一种近乎虔诚的光亮。

老宅的管理人强叔一家住在其中一间厢房，他对美食颇有见解。当天正好遇见他起锅卤狮头鹅，满屋飘香，那是属于老宅子的烟火气。

后来，便是看着陈老师开始四处奔走募款、找古建筑活化专家，向政府与媒体寻求帮助，一点点用心地修缮那座宅院。再后来，他又以此为契机，参与筹办樟林火帝庙仪式、海内外推广英歌舞、牵头做侨批展览馆，满世界去寻找那些泛黄的信件，一封一封，整理、考证、布展。

在那些“番批”里，藏着阿嬷牵挂儿子的眼泪，记录着丈夫在外打拼寄回家的一点点血汗钱，有分享“番畔”的新鲜见闻，也有“万事如意，阖家平安”这类最朴素的老话。

看着电影片尾那几封侨批，我忽然想起九年前第一次去陈老师老宅的情景。那时候，老宅的修复才刚刚有个计划，潮汕的故事还没有真正开始被讲述，没有电影，也没有人知道这些信有一天会被搬上银幕，引得千万人落泪。

他只是觉得，这是对的事情，应该做，就做了。

《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也是如此，从大学时候开始练习拍短片《留校察看》，到第一部长片《爸，我一定行的》，再到耗时七年去完成潮汕题材纪录片《四海潮味》《带你去见我妈》，一直走到今天一炮而红的电影，终于完成“潮汕三部曲”的电影拼图。他编织了一张讲述祖辈故事的叙事大网，试图描摹潮汕人甚至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我想，蓝导和陈老师都是同一类人，这类人带着某种文化的使命，沉默、固执、坚定地走到了今天。

所以，一座老宅修起来了，一个展览馆开起来了，一部电影拍出来了。

他们的故事再一次向我们诉说，人还是要做正确的事情，并且长久地做下去。不一定为了什么开花结果，但做着做着，根就扎下去了，枝就长开了，不知不觉，就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这是我在电影院里，看着熟悉的老宅，看着那些穿越了山海与时光的侨批时，想到的。

□ 方晓枫

1979年，顾城透过寒夜尽头东方显现的那一抹曙色，醒觉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诗题《一代人》，与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成为朦胧诗派的标志性作品。已有确定性评价的后两首暂不论，联系意涵相近的诗作，来品咂和评析人们传诵、赞叹和争议不已的《一代人》，对于回望新时期以来思想文化的发展、探究这一历史进程中文学艺术的嬗变，是大有裨益的。

感觉纤敏的顾城，在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尚未在全国范围启动的年月，率先发出“寻找光明”的呐喊，其艺术个性的追求，独立思考的勇气，是弥足珍贵的；短短两行诗，高度凝练地显示了一代人冲破禁锢拥抱新生的精神姿态，堪称新时期文学最好的作品之一。然而，思维方式的局限与文化奥义的苍白，却大大影响了这首诗本可具有的哲理深度。不错，诗中黑夜和光明的意象对比极为鲜明，可是无论历史上亦或现实中，都是黑暗中有闪光，光明中含阴影，哪有如此绝对、非黑即白的价值反差？一个“给”字，则又表现了彼时作家的被动性思维，暴露了他们个体担当的空缺；今天看来，伤痕文学的成就远远低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亦低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学，原因即在于此。还有“寻找”二字，也有问题，虽说寻找对于个体成长乃至国家兴旺都很重要，但由于寻找的东西永远带有异己性，故不能光靠寻找来解决心灵问题，解决真理和价值问题，用内心之光穿越黑暗，洞察时代的本质，才有望解决这人生的大问题。看来，在哲学层面上，《一代人》留下的遗憾真不算小。

2004年春，《一代人》问世26年之后，在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科教文化的巨大进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珠海诗人卢卫平发表了《楼道的灯坏了》：“楼道的灯坏了/我摸黑走到七楼/打开家门/我发现/我的家竟然那么亮堂/多少年视而不见的东西/也在闪闪发光”，同样拿黑暗和光明说事，却近乎完美地弥补了《一代人》的遗憾。与抽象慨叹不同，这首诗从日常生活的碎片中，发掘了深广的情思，呈现出一个存在哲学的命题：世界除了我们所看见的那些，它还有另外一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关乎理想、意义、人性的秘密和精神的出路。而这些，皆处于现代人历经、反思和参透黑暗后的“存在”之中。《楼道的灯坏了》以人们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形态的诗意表达，澄明了关于现代人全面发展的深刻哲思：真正的存在现身时，外来之“光”虽有用但有限，关键得靠具有存在意识的人来把握自身和理解世界。究其因，人一方面参化于天地万物并与之构成统一整体；但另一方面，作为地球上唯一具有自我意识故能观照他物的主体，人又区别于作为一般存在物的客体。现代哲学把现代人的主体担当和个性醒觉置于崇高地位，唯此方可发现闪闪发光的东西，走出精神世界的黑暗。

将《一代人》与《楼道的灯坏了》做一番艺术比较，我们或将感受到两首诗各有其时代价值。顾城在晨曦初露时慨叹：“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以与黑暗对峙和较劲的姿态，传达了一代人的共同经验，成为新时期时代觉醒的宣言；卢卫平则在曾经巨变后的新世纪感喟：爬过黑暗的楼梯即穿越黑暗，发现家里的亮堂和事物在闪光，表明了个体祛魅和责任担当的深刻哲理。两首诗的精神向度就是如此不同：顾城是面向大众发出启蒙的呼唤，而卢卫平则通过亲历在场和内心醒悟，呈现出个体的哲思。内心去蔽后的诗人，从“摸黑”上楼的具体感觉出发，偶然发现了“亮堂”，发现了闪闪发光的，正是自己多年“视而不见的东西”。并非刻意去寻找的这个“发现”，尤具哲理意蕴和主体自觉。说到底，是诗人的眼睛有“光”了，而非“东西”本身在发光。

因有着时代的差异，讨论这两首诗艺术上的孰高孰低，是没有意思的。二者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一代人》之可贵，在于率先照亮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荒原，影响广远，且早已进入文学史和教材；卢卫平的诗之可贵，在于哲思之深邃——它从一个微小的生活场景出发，发现了当下哲学的一个重大命题：囿于精神困境中的现代人，唯有去蔽和进取，方可实现自我救赎，创造并享受光明。

街角的报亭

□ 毛正宏

街角的报亭，在记忆深处还亮着那盏昏黄的灯。

经过市中心檀木林大街时，目光总要在那个街角停留片刻——现在那里是一家奶茶店，五颜六色的塑料杯堆成小山，烤肠的香气飘得很远，年轻人进进出出。可在我的记忆里，空气里浮着旧报纸特有的油墨味。

可现在的报亭终究是越来越少了。渐渐地，光顾的人稀稀落落，有些改成了奶茶店，有些做起了手机贴膜。时代的潮水漫过街角，带走了那些墨香，那些等待，那些一期一会的期盼。

站在奶茶店明晃晃的招牌下，我仿佛还能看见那个绿色的、蘑菇似的小亭子，看见里面琳琅满目的杂志封面在30年前的阳光下闪着微光。我们怀念的，或许不只是报亭本身，更是那个对文字心存敬畏的年代——那时候，一本新刊要等待，一篇文章要寻觅，一份感动会在街角不期而遇。那时候，文学不是屏幕上的流光掠影，而是握在手中实实在在的温度，是省下零花钱换来的珍重，是一个少年穿越整座城市也要赴的约。

奶茶店的年轻人举着杯子说笑走过，他们不会知道，这个街角曾经亮着一盏灯，照亮过许多像我一样的少年回家的路。但我知道——那光从未熄灭，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在每个热爱文字的人心里，安静地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