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罗兰·巴特所述，现代诗歌的每个字词下都卧有一个存在的地质构造，在那里聚合着名称的总和内容。（《符号学原理》）神话、历史、寓言、现实、记忆等均沉积于其中，字词之间彼此相互关联、吸纳、冲突，共同构成诗歌的语法、诗境的景深、诗性的隐喻，承载诗人的生命惊觉与存在体验。于黄礼孩而言，对“光”的发现与捕捉，赋予诗人观察者、歌唱者、跋涉者、农夫与水手（本雅明《讲故事的人》）的身份，以“光”为词根的书写，为诗人的一切诗意的命名、拆解、重组和再创造划分了源头。靠近“光”，即意味着诗歌能够照亮匿藏在时间褶缝中的微小事物，在“低处”的静观中，深蕴审美救赎的力量与造梦的可能。在诗集《时间灯塔》中，“光”与月亮、星星、落日、灯火、玻璃、露水、河流等意象相呼应，“光”引导诗人的视线在童年与未来、海岛渔村与山水田园、咫尺与辽远之间流转，“光”的不同形态——或明或暗、或永恒或短暂、或跳跃或静谧，呈现的是“触碰万物成诗”的物质诗学。

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为精神指引与万物起源的“光”，在《祝你是完整的光明体》中，诗人“向永恒的光致意”，将“理想的明灯点到月亮的骨骼里去”，以此对抗尘世的黯淡；在《迷途肉体中的深醒来》中，“光”是美的来源，“引导迷途的梦一一醒来”，诸如此类的表达，在《时间灯塔》《融合》《落日俱乐部》《自然剧场》《徐闻，海上丝绸之路》中也有所呈现，诗人关注的是“光”的生产性，以及由此生成的“元叙事”，其实践的是一种近乎“百科全书”的、博尔赫斯式的写作追求，即对虚构、零落、无序与终极之“不可能”的探索。二是作为时间与存在刻度的“光”，在诗人笔下，“光”是时间的隐喻，是向记忆深处探寻、抵抗遗忘并“称量未来”（《新年复出，带着它的幽默》）的中介，《时间水滴》中，“另外的光源”寓意“他处的召唤”；《石马桃花》中，“光指向/屡被中断的方向”，指向断裂的、瞬间的和潜在的时间结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每一个当下都诉诸永恒，如《新年，2021随想》所写：“新的光线搭救古老的光线，世代相传”。三是“向上的生命”的隐喻之“光”，《时间灯塔》一书，与其说是诗人对“时间”的“剧场”“指南”“香气”“面影”的四个部分的诗写，不如说是在由“光”缔造的布满“物”与“细节”的时空体中，对生命之祷辞的歌唱，《燕子之歌》《这一切之前也发生过》《光站在这里》《无限的凝视》《风之屋》《一个害羞的人》等诗，都是诗人对“生命之光”的礼赞，在自然的循环与新生命诞生的片刻，诗人不断汲取来自生活的启示。四是与“时代精神”相联结的消隐之“光”，在阿甘本那里，“同时代人是紧紧凝视自己时代的人，以便感知时代的黑暗而不是其光芒的人”，“黑暗”不是一个否定性概念，而指涉“光的缺席”，《在黑暗中承担必然的命运》一诗，昭示着诗人对历史与现实的沉思、对个人良知的追问，在这一总主题下，诗人一方面以“古典”起兴，写下《万历十九年，徐闻的冬天》《贤令山》等诗，另一方面，《时间找回它的前身》《自然的肌肤》《白水寨》等诗，以“诗歌即行动”的方式，编织光线、触碰黑暗，二者牵引诗人不断向前跋涉，不管前方是“风浪”还是“鲜花”。

总体而言，“光”作为诗人跋涉的词根，不是被言说的终点，而是正在行进中的创作本身，在“物我交感”的张力中，它促使诗歌语言不断溢出感官边界、驰骋想象，重构“人与世界的相遇”这一命题，其探索正如诗人自述：“写作是采集光的过程，我用光照亮自己。”

《时间灯塔》，花城出版社2025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