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孙晓娅
如罗兰·巴特所述,现代诗歌的每个字词下都卧有一个存在的地质构造,在那里聚合着名称的总和内容。(《符号学原理》)神话、历史、寓言、现实、记忆等均沉积于其中,字词之间彼此相互关联、吸纳、冲突,共同构成诗歌的语法、诗境的景深、诗性的隐喻,承载诗人的生命惊觉与存在体验。于黄礼孩而言,对“光”的发现与捕捉,赋予诗人观察者、歌唱者、跋涉者、农夫与水手(本雅明《讲故事的人》)的身份,以“光”为词根的书写,为诗人的一切诗意的命名、拆解、重组和再创造划分了源头。靠近“光”,即意味着诗歌能够照亮匿藏在时间褶缝中的微小事物,在“低处”的静观中,深蕴审美救赎的力量与造梦的可能。在诗集《时间灯塔》中,“光”与月亮、星星、落日、灯火、玻璃、露水、河流等意象相呼应,“光”引导诗人的视线在童年与未来、海岛渔村与山水田园、咫尺与辽远之间流转,“光”的不同形态——或明或暗、或永恒或短暂、或跳跃或静谧,呈现的是“触碰万物成诗”的物质诗学。
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为精神指引与万物起源的“光”,在《祝你是完整的光明体》中,诗人“向永恒的光致意”,将“理想的明灯点到月亮的骨骼里去”,以此对抗尘世的黯淡;在《迷途肉体中的深醒来》中,“光”是美的来源,“引导迷途的梦一一醒来”,诸如此类的表达,在《时间灯塔》《融合》《落日俱乐部》《自然剧场》《徐闻,海上丝绸之路》中也有所呈现,诗人关注的是“光”的生产性,以及由此生成的“元叙事”,其实践的是一种近乎“百科全书”的、博尔赫斯式的写作追求,即对虚构、零落、无序与终极之“不可能”的探索。二是作为时间与存在刻度的“光”,在诗人笔下,“光”是时间的隐喻,是向记忆深处探寻、抵抗遗忘并“称量未来”(《新年复出,带着它的幽默》)的中介,《时间水滴》中,“另外的光源”寓意“他处的召唤”;《石马桃花》中,“光指向/屡被中断的方向”,指向断裂的、瞬间的和潜在的时间结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每一个当下都诉诸永恒,如《新年,2021随想》所写:“新的光线搭救古老的光线,世代相传”。三是“向上的生命”的隐喻之“光”,《时间灯塔》一书,与其说是诗人对“时间”的“剧场”“指南”“香气”“面影”的四个部分的诗写,不如说是在由“光”缔造的布满“物”与“细节”的时空体中,对生命之祷辞的歌唱,《燕子之歌》《这一切之前也发生过》《光站在这里》《无限的凝视》《风之屋》《一个害羞的人》等诗,都是诗人对“生命之光”的礼赞,在自然的循环与新生命诞生的片刻,诗人不断汲取来自生活的启示。四是与“时代精神”相联结的消隐之“光”,在阿甘本那里,“同时代人是紧紧凝视自己时代的人,以便感知时代的黑暗而不是其光芒的人”,“黑暗”不是一个否定性概念,而指涉“光的缺席”,《在黑暗中承担必然的命运》一诗,昭示着诗人对历史与现实的沉思、对个人良知的追问,在这一总主题下,诗人一方面以“古典”起兴,写下《万历十九年,徐闻的冬天》《贤令山》等诗,另一方面,《时间找回它的前身》《自然的肌肤》《白水寨》等诗,以“诗歌即行动”的方式,编织光线、触碰黑暗,二者牵引诗人不断向前跋涉,不管前方是“风浪”还是“鲜花”。
总体而言,“光”作为诗人跋涉的词根,不是被言说的终点,而是正在行进中的创作本身,在“物我交感”的张力中,它促使诗歌语言不断溢出感官边界、驰骋想象,重构“人与世界的相遇”这一命题,其探索正如诗人自述:“写作是采集光的过程,我用光照亮自己。”

《时间灯塔》,花城出版社2025年12月版。

□ 崔 云
翻开安拉·德尔贝的《一个女人》,我一次次深陷于文字构筑的悲怆世界,心绪被女主人公颠沛流离的命运紧紧裹挟,心底最柔软的角落被反复触动。而书中那个闪耀着绝世才华,却一生深陷苦难泥沼的灵魂,正是十九世纪法兰西最耀眼也最孤寂的女雕塑家——卡米尔·克洛岱尔。合上书页,哲人那句“谁想与众不同地生活,谁就会遭受与众不同的苦难”反复在耳畔回响,卡米尔的一生,便是对这句话最残忍也最深刻地诠释。
卡米尔本是大自然孕育的艺术精灵。出生在维尔纳夫村的她,童年常在故乡的森林与沙滩间奔跑、玩耍,秀美的山川草木赋予她倾城容貌,更浇灌出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十二岁时,她便能捏出一个个神情毕肖的小泥人。年少的她早在心中立下宏愿:要成为伟大的雕塑家。她眉眼间的灵气,指尖流淌的才气,都预示着她本该拥有光芒万丈的人生,可命运的齿轮,却在她遇见罗丹的那一刻,悄然转向了悲剧的轨道。
1883年的巴黎,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在科拉罗西专科学校,19岁的卡米尔带着满腔热忱与惊世才华,与47岁的雕塑大师罗丹相遇。罗丹在她雕塑的少年胸像前驻足惊叹,被这份未经雕琢的天赋深深折服,更被她的美貌倾倒,于是主动邀请她进入自己的工作室。彼时的卡米尔,满心都是对艺术的赤诚与憧憬,她未曾料到,这场相遇,是艺术之路的起点,更是人生灾难的开端。
在罗丹的工作室里,卡米尔从未停下追逐艺术的脚步。她勤奋刻苦,才华横溢,锋芒毕露,连罗丹都为之赞叹不已。1885年,《沙恭达罗》的展出大获成功,媒体毫不吝啬地赞誉她几乎变得和老师一样有本领。而后,《华尔兹》《命运女神》等作品接连问世,细腻传神的人物刻画、充满生命力的动感造型、精湛绝伦的雕刻工艺,再一次引起轰动,让年轻的她跻身法国一流雕塑家之列。卡米尔凭借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深厚的艺术造诣,在男性主导的雕塑艺术领域,终于站稳了脚跟。
卡米尔的才华,非但没有换来应有的尊重,反而引来无尽的诋毁与污蔑。她在这种打击下屈服——仅仅一瞬间。她越过了汪洋大海,却淹死在一口口唾沫里。更让人心碎的,是那场长达15年的无望爱情。此后的岁月,卡米尔在孤独与贫困中坚守艺术。破旧的工作服、变形的木鞋、果腹的土豆、寒冷的工作室,都没能磨灭她对艺术的热爱。她创作的主题愈发深刻,《成年》《遗弃》《成熟》等雕塑作品,藏着她的孤愤与挣扎,凝聚着她对人生、对命运的深切思考,展出后再次轰动艺术界,却依旧逃不过毁誉参半的结局。世人不愿承认她的独立价值,始终将她困在“罗丹情人”的标签里,不肯正视她的盖世天才。
生活在审美直观王国里的卡米尔承受了生活中常人不能承受之轻。极致的孤独与抑郁,最终压垮了这位天才。1913年,正值创作黄金期的卡米尔精神失常,被送往精神病院,从此在阴暗潮湿的蒙特维尔格疯人院度过了漫长的30年余生。
人们夺走了她的一切。她的灵魂忧郁而死,是那个不公的时代,是那些愚昧的世俗偏见,是那份自私的情感辜负,联手扼杀了一位绝世天才。卡米尔的悲剧,从来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是男权社会下女性艺术家的生存悲歌。她用一生证明,才华从不会被性别定义,可世俗的枷锁,却能轻易碾碎一个天才的梦想。
回望卡米尔的一生,我们忍不住反复追问:倘若时代能给予女性平等的尊重,倘若世人能正视她的才华,倘若她未曾遇见那场错付的爱情,她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番模样?可历史没有如果,也正是这份无法弥补的遗憾,让卡米尔的故事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
如今,我们再看她留下的一件件雕塑作品,依旧能感受到其中奔涌的生命力与炽热的情感。那是她用苦难浇灌出的艺术之花,是她不屈灵魂的呐喊。怀念卡米尔,不仅是同情她悲惨的命运,更是敬佩她独立不倚的品格、对艺术至死不渝的追求,敬佩她不媚俗、不妥协、桀骜不驯的孤勇。
在这个追求自由、平等与尊重的时代,卡米尔的故事依旧给我们以启迪。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天才从不会被时光埋没,真正的热爱终能跨越时间长河,获得永生。

□ 张家鸿
读完《熄灯号》,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为邓湘子举重若轻的书写。童心荡漾的这一头轻,与国破家亡的那一头重,连结彼此的桥梁靠什么来架设?一把军号。军号,引发孩子们好奇;军号,引领孤儿走向重生;军号,吹响战斗的号角。以战争为背景的童年书写,最忌讳无底线的纯真与没原则的高贵。二者均可定义为失真。值得注意的是,纯真与高贵这两种人性之美,在邓湘子的《熄灯号》中得到恰如其分的展示。
住在桐树湾的桐生与大桂,因男孩春来的到来而心生波澜。他们好奇春来背上包裹里的东西为何物?他们好奇竹鼠坳碉堡里的战士们如何准备作战?如果要追寻好奇的源头,必定与军号有关。他们的童年是纯真的,因了军号的存在。对能够吹出各种节奏与音调的春来,孩子们尤其是桐生与大桂无比羡慕。在试吹军号的夜里,军号是他们的中心,军号是他们的玩具,吹军号正是他们的游戏,此乃不得不面对的童年。不是和平岁月里的别的玩具,而是可以在战场上发起冲锋、鼓舞士气的玩具。一把军号,把山里的孩子们与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联系起来。
故而,纯真的童年里因之染上悲壮的色彩。日军空袭,为救春来而牺牲的谭伯伯是悲壮之源。当春来被突如其来的飞机轰鸣吓得不知所措时,“谭伯伯立即抛下肩头挑的扁担和铁桶,往前一扑,推了春来一把,让他滚到深深的防空坑里。”就在这时,一阵子弹呼啸而来,鬼子在飞机上用机枪扫射,来不及跳到坑里的谭伯伯猛然倒地。在恐怖的战争面前,生命之脆弱竟至于斯,生命之高贵亦竟至于斯。在这部作品中给牺牲与献身以具体定义,正在于用自己的死去换取少年的活着。
整本书之最震撼处,不是谭伯伯的牺牲,而是他牺牲之后,村民们的举动。春来的吹奏是个体的呼应,村民们则营造出集体氛围。桐生爷爷是其中的代表,他二话不说把自己的棺材献出。不只有这个老人家,还有许多人。“太阳出来的时候已近正午,桐树湾、周家院子的人们早已等候在竹鼠坳下面的大路上。”在可歌可泣的死亡面前,孩子们的隔阂消散不存,大家都处在悲伤的情境中不能自拔,大家都被英勇就义的举动深深震撼着。
如果要问,桐树湾是一个怎样的地方?环抱着它的山林,在微风吹来时,会做出回答。这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地方,这是一个山高林密的地方,这是一个沉淀着忠勇之道的地方。

《熄灯号》,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5年7月版。

□ 安 地
凤皇之山何崇隆,凤皇之水鸣琤瑽。
起笔两句即以阔大气象统领全篇:山势“崇隆”写其巍峨高峻,水声“琤瑽”摹其清亮激越。山水合观,天地之气蒸腾而上,磅礴郁结,化为苍松。这不仅是写景的开端,更是全诗的精神纲领——珠海凤凰山(今属珠海市香洲区)的山水魂魄,尽在那一株“不与凡松比”的古松之中。
此诗作者为清代道光年间岭南著名文人、书法家鲍俊(1797-1851),字宗垣,号逸卿,自号“石溪生”,广东香山县山场村(今珠海市香洲区山场村)人。道光二年中举,三年高中进士二甲第二名,殿试时获道光皇帝亲批“书冠全场”,授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刑部山西主事。然而宦海沉浮,鲍俊于道光十一年辞官南归,从此寄情山水。他尤其流连于凤凰山麓白沙岭一带的清溪幽谷,见此地“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深契王羲之《兰亭集序》意境,遂于道光辛丑秋月依山筑亦兰亭,开设惜字社,凿曲水引觞,摹“一笔鹅”奇书于石壁,邀张维屏、黎简、招子庸等岭南名士吟诗作画。石溪一带由此成为晚清岭南著名的文人雅集之所,而这首咏凤凰山古松的七言古诗,正是鲍俊归隐石溪后,以松自喻、借山明志的典型之作。
全诗结构井然,由宏观到微观,由自然到人文,由外景到内心:
第一层(“山水合并蒸云气”至“凌云直与天相通”)总写山水与松树的不凡来历——“山水合并蒸云气,磅礴郁结成苍松”,将松树视为天地精华的结晶,并与“春秋椿老”相提并论,托物起兴。
第二层(“大者盈尺小径寸”至“此间雅称幽篁宫”)集中描摹松林的形、声、色、态。诗人调动多重感官:“声彻箫管奏鸾鹤”以听觉写松涛如仙乐;“影挟风雨蟠蚊龙”以视觉写枝干如蛟龙腾跃;“樛枝屈铁顶盖月”以触觉写枝条的铁质般坚硬;“六月炎歊化清昼”则从气候感受写松林带来的清凉。尤其“绿海浪浪吹天风”一句,将满山松涛比作绿色海洋,极具画面张力。
第三层(“闻道罗浮有嘉植”至“老气勃勃飞蓬蓬”)通过对比凸显凤凰山松树的独特性。罗浮山、峨眉山、东海岱的名木,在诗人眼中“色犹黯淡无青葱”,而凤凰山古松却能“老气勃勃飞蓬蓬”——这分明是诗人对故土风物的深情自信,也是岭南文化在清代逐步形成地方认同的文学证据。
第四层(“鹤巢止许仙人侣”至结尾)转入人格象征与归隐情怀。“蠖屈不受大夫封”一句尤为关键:秦始皇封松为“五大夫”的典故被诗人刻意翻转——古松宁可屈身蛰伏,也不接受世俗官爵的封号。这恰恰是鲍俊辞官归隐、不恋权位的自我写照。紧接着“年来我作石溪隐,池塘甫辟地一弓”直接点明身份与居所,“石溪”二字正是鲍俊的精神归宿。
全诗最值得玩味的是结尾五句:
“寿山福海”书四字,高挂素壁豁心胸。斗室朝暮时相逢,何异手把金芙蓉,凌高观日东海东。
“寿山福海”并非泛泛的吉祥话,而应是鲍俊心中的实指:寿山即眼前的凤凰山,福海即浩渺的伶仃洋。诗人将这四字书于素壁,每日于斗室之中与山水相望,心胸豁然开朗。最后以“手把金芙蓉,凌高观日东海东”作结,想象自己如仙人登高观日,将整首诗的境界推向超然与永恒。
让人不禁遐想——倘若今日石溪的摩崖石刻群中,真有“寿山福海”四个大字赫然在目,那该是怎样一番光景?或许它曾刻在某块被青苔半掩的巨石上,与鲍俊的《倒吊松》画意、与亦兰亭的曲水流觞遥相呼应,成为诗人与天地对话的永恒印记。可惜历史烟云翻卷,这四字并未真实遗存于石溪;但诗中那方“素壁”早已将凤凰山与伶仃洋一同纳入胸怀,又何须顽石来证明?浪漫的想象,有时比真实的镌刻更为动人——我们宁愿相信,在某个晨雾未散的清晨,或某个夕照染金的黄昏,鲍俊曾对着他亲手写下的“寿山福海”微微一笑,那一刻,山与海、诗与画、隐者与天地,早已在他心头刻下了比石头更深的印痕。
从艺术手法来看,此诗善用通感与比拟。“凉生几席绿千重”以触觉写视觉,“嫩叶旖旎狐裘茸”以触觉写质感,“影挟风雨蟠蚊龙”以动态写静态。同时,诗中频繁出现箫管、鸾鹤等音乐与仙道意象,将自然山水升华为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而“声彻”“影挟”“樛枝”“嫩叶”等句的参差对仗,也使长诗在流转中富有节奏感。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首诗与鲍俊在石溪的另一件艺术杰作——水墨画《倒吊松》形成了奇妙的“诗画同体”。该画长一丈三尺,写生于吕祖庙旁一株参天古松,鲍俊朝暮观摩,以赤花藤缠绕秃顶横枝,墨法皴擦大胆,苍润奇崛。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共同完成了对凤凰山松树风骨的立体礼赞。
鲍俊辞世后,石溪的文化火种并未熄灭。2010年,珠海市政府在石溪旧址上建成石溪公园;2025年8月,石溪·亦兰亭公园经提升改造后焕新亮相,以文旅融合方式串联起摩崖石刻、鲍俊雕像、鲍俊墓等文化遗存,重现“曲水流觞”的风雅意境。珠海已明确提出将亦兰亭公园打造为集历史文化传承、生态景观体验、文艺创作互动与市民休闲打卡于一体的城市文化新地标。
回到这首诗本身:它不仅是一首优秀的七言古诗,更是一份珍贵的地方文化记忆与隐逸人格宣言。诗中的凤凰山与凤凰水,是物象也是归宿;石溪与亦兰亭,是实景也是符号;“蠖屈不受大夫封”,是松树的品格,更是鲍俊穿越一百七十余年传递给后人的精神回响。当我们今天重读“凤皇之山何崇隆,凤皇之水鸣琤瑽”,听到的不仅是山水之声,更是一位石溪隐者傲然独立的心跳。

□ 孙晓娅
如罗兰·巴特所述,现代诗歌的每个字词下都卧有一个存在的地质构造,在那里聚合着名称的总和内容。(《符号学原理》)神话、历史、寓言、现实、记忆等均沉积于其中,字词之间彼此相互关联、吸纳、冲突,共同构成诗歌的语法、诗境的景深、诗性的隐喻,承载诗人的生命惊觉与存在体验。于黄礼孩而言,对“光”的发现与捕捉,赋予诗人观察者、歌唱者、跋涉者、农夫与水手(本雅明《讲故事的人》)的身份,以“光”为词根的书写,为诗人的一切诗意的命名、拆解、重组和再创造划分了源头。靠近“光”,即意味着诗歌能够照亮匿藏在时间褶缝中的微小事物,在“低处”的静观中,深蕴审美救赎的力量与造梦的可能。在诗集《时间灯塔》中,“光”与月亮、星星、落日、灯火、玻璃、露水、河流等意象相呼应,“光”引导诗人的视线在童年与未来、海岛渔村与山水田园、咫尺与辽远之间流转,“光”的不同形态——或明或暗、或永恒或短暂、或跳跃或静谧,呈现的是“触碰万物成诗”的物质诗学。
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为精神指引与万物起源的“光”,在《祝你是完整的光明体》中,诗人“向永恒的光致意”,将“理想的明灯点到月亮的骨骼里去”,以此对抗尘世的黯淡;在《迷途肉体中的深醒来》中,“光”是美的来源,“引导迷途的梦一一醒来”,诸如此类的表达,在《时间灯塔》《融合》《落日俱乐部》《自然剧场》《徐闻,海上丝绸之路》中也有所呈现,诗人关注的是“光”的生产性,以及由此生成的“元叙事”,其实践的是一种近乎“百科全书”的、博尔赫斯式的写作追求,即对虚构、零落、无序与终极之“不可能”的探索。二是作为时间与存在刻度的“光”,在诗人笔下,“光”是时间的隐喻,是向记忆深处探寻、抵抗遗忘并“称量未来”(《新年复出,带着它的幽默》)的中介,《时间水滴》中,“另外的光源”寓意“他处的召唤”;《石马桃花》中,“光指向/屡被中断的方向”,指向断裂的、瞬间的和潜在的时间结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每一个当下都诉诸永恒,如《新年,2021随想》所写:“新的光线搭救古老的光线,世代相传”。三是“向上的生命”的隐喻之“光”,《时间灯塔》一书,与其说是诗人对“时间”的“剧场”“指南”“香气”“面影”的四个部分的诗写,不如说是在由“光”缔造的布满“物”与“细节”的时空体中,对生命之祷辞的歌唱,《燕子之歌》《这一切之前也发生过》《光站在这里》《无限的凝视》《风之屋》《一个害羞的人》等诗,都是诗人对“生命之光”的礼赞,在自然的循环与新生命诞生的片刻,诗人不断汲取来自生活的启示。四是与“时代精神”相联结的消隐之“光”,在阿甘本那里,“同时代人是紧紧凝视自己时代的人,以便感知时代的黑暗而不是其光芒的人”,“黑暗”不是一个否定性概念,而指涉“光的缺席”,《在黑暗中承担必然的命运》一诗,昭示着诗人对历史与现实的沉思、对个人良知的追问,在这一总主题下,诗人一方面以“古典”起兴,写下《万历十九年,徐闻的冬天》《贤令山》等诗,另一方面,《时间找回它的前身》《自然的肌肤》《白水寨》等诗,以“诗歌即行动”的方式,编织光线、触碰黑暗,二者牵引诗人不断向前跋涉,不管前方是“风浪”还是“鲜花”。
总体而言,“光”作为诗人跋涉的词根,不是被言说的终点,而是正在行进中的创作本身,在“物我交感”的张力中,它促使诗歌语言不断溢出感官边界、驰骋想象,重构“人与世界的相遇”这一命题,其探索正如诗人自述:“写作是采集光的过程,我用光照亮自己。”

《时间灯塔》,花城出版社2025年12月版。

□ 崔 云
翻开安拉·德尔贝的《一个女人》,我一次次深陷于文字构筑的悲怆世界,心绪被女主人公颠沛流离的命运紧紧裹挟,心底最柔软的角落被反复触动。而书中那个闪耀着绝世才华,却一生深陷苦难泥沼的灵魂,正是十九世纪法兰西最耀眼也最孤寂的女雕塑家——卡米尔·克洛岱尔。合上书页,哲人那句“谁想与众不同地生活,谁就会遭受与众不同的苦难”反复在耳畔回响,卡米尔的一生,便是对这句话最残忍也最深刻地诠释。
卡米尔本是大自然孕育的艺术精灵。出生在维尔纳夫村的她,童年常在故乡的森林与沙滩间奔跑、玩耍,秀美的山川草木赋予她倾城容貌,更浇灌出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十二岁时,她便能捏出一个个神情毕肖的小泥人。年少的她早在心中立下宏愿:要成为伟大的雕塑家。她眉眼间的灵气,指尖流淌的才气,都预示着她本该拥有光芒万丈的人生,可命运的齿轮,却在她遇见罗丹的那一刻,悄然转向了悲剧的轨道。
1883年的巴黎,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在科拉罗西专科学校,19岁的卡米尔带着满腔热忱与惊世才华,与47岁的雕塑大师罗丹相遇。罗丹在她雕塑的少年胸像前驻足惊叹,被这份未经雕琢的天赋深深折服,更被她的美貌倾倒,于是主动邀请她进入自己的工作室。彼时的卡米尔,满心都是对艺术的赤诚与憧憬,她未曾料到,这场相遇,是艺术之路的起点,更是人生灾难的开端。
在罗丹的工作室里,卡米尔从未停下追逐艺术的脚步。她勤奋刻苦,才华横溢,锋芒毕露,连罗丹都为之赞叹不已。1885年,《沙恭达罗》的展出大获成功,媒体毫不吝啬地赞誉她几乎变得和老师一样有本领。而后,《华尔兹》《命运女神》等作品接连问世,细腻传神的人物刻画、充满生命力的动感造型、精湛绝伦的雕刻工艺,再一次引起轰动,让年轻的她跻身法国一流雕塑家之列。卡米尔凭借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深厚的艺术造诣,在男性主导的雕塑艺术领域,终于站稳了脚跟。
卡米尔的才华,非但没有换来应有的尊重,反而引来无尽的诋毁与污蔑。她在这种打击下屈服——仅仅一瞬间。她越过了汪洋大海,却淹死在一口口唾沫里。更让人心碎的,是那场长达15年的无望爱情。此后的岁月,卡米尔在孤独与贫困中坚守艺术。破旧的工作服、变形的木鞋、果腹的土豆、寒冷的工作室,都没能磨灭她对艺术的热爱。她创作的主题愈发深刻,《成年》《遗弃》《成熟》等雕塑作品,藏着她的孤愤与挣扎,凝聚着她对人生、对命运的深切思考,展出后再次轰动艺术界,却依旧逃不过毁誉参半的结局。世人不愿承认她的独立价值,始终将她困在“罗丹情人”的标签里,不肯正视她的盖世天才。
生活在审美直观王国里的卡米尔承受了生活中常人不能承受之轻。极致的孤独与抑郁,最终压垮了这位天才。1913年,正值创作黄金期的卡米尔精神失常,被送往精神病院,从此在阴暗潮湿的蒙特维尔格疯人院度过了漫长的30年余生。
人们夺走了她的一切。她的灵魂忧郁而死,是那个不公的时代,是那些愚昧的世俗偏见,是那份自私的情感辜负,联手扼杀了一位绝世天才。卡米尔的悲剧,从来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是男权社会下女性艺术家的生存悲歌。她用一生证明,才华从不会被性别定义,可世俗的枷锁,却能轻易碾碎一个天才的梦想。
回望卡米尔的一生,我们忍不住反复追问:倘若时代能给予女性平等的尊重,倘若世人能正视她的才华,倘若她未曾遇见那场错付的爱情,她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番模样?可历史没有如果,也正是这份无法弥补的遗憾,让卡米尔的故事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
如今,我们再看她留下的一件件雕塑作品,依旧能感受到其中奔涌的生命力与炽热的情感。那是她用苦难浇灌出的艺术之花,是她不屈灵魂的呐喊。怀念卡米尔,不仅是同情她悲惨的命运,更是敬佩她独立不倚的品格、对艺术至死不渝的追求,敬佩她不媚俗、不妥协、桀骜不驯的孤勇。
在这个追求自由、平等与尊重的时代,卡米尔的故事依旧给我们以启迪。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天才从不会被时光埋没,真正的热爱终能跨越时间长河,获得永生。

□ 张家鸿
读完《熄灯号》,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为邓湘子举重若轻的书写。童心荡漾的这一头轻,与国破家亡的那一头重,连结彼此的桥梁靠什么来架设?一把军号。军号,引发孩子们好奇;军号,引领孤儿走向重生;军号,吹响战斗的号角。以战争为背景的童年书写,最忌讳无底线的纯真与没原则的高贵。二者均可定义为失真。值得注意的是,纯真与高贵这两种人性之美,在邓湘子的《熄灯号》中得到恰如其分的展示。
住在桐树湾的桐生与大桂,因男孩春来的到来而心生波澜。他们好奇春来背上包裹里的东西为何物?他们好奇竹鼠坳碉堡里的战士们如何准备作战?如果要追寻好奇的源头,必定与军号有关。他们的童年是纯真的,因了军号的存在。对能够吹出各种节奏与音调的春来,孩子们尤其是桐生与大桂无比羡慕。在试吹军号的夜里,军号是他们的中心,军号是他们的玩具,吹军号正是他们的游戏,此乃不得不面对的童年。不是和平岁月里的别的玩具,而是可以在战场上发起冲锋、鼓舞士气的玩具。一把军号,把山里的孩子们与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联系起来。
故而,纯真的童年里因之染上悲壮的色彩。日军空袭,为救春来而牺牲的谭伯伯是悲壮之源。当春来被突如其来的飞机轰鸣吓得不知所措时,“谭伯伯立即抛下肩头挑的扁担和铁桶,往前一扑,推了春来一把,让他滚到深深的防空坑里。”就在这时,一阵子弹呼啸而来,鬼子在飞机上用机枪扫射,来不及跳到坑里的谭伯伯猛然倒地。在恐怖的战争面前,生命之脆弱竟至于斯,生命之高贵亦竟至于斯。在这部作品中给牺牲与献身以具体定义,正在于用自己的死去换取少年的活着。
整本书之最震撼处,不是谭伯伯的牺牲,而是他牺牲之后,村民们的举动。春来的吹奏是个体的呼应,村民们则营造出集体氛围。桐生爷爷是其中的代表,他二话不说把自己的棺材献出。不只有这个老人家,还有许多人。“太阳出来的时候已近正午,桐树湾、周家院子的人们早已等候在竹鼠坳下面的大路上。”在可歌可泣的死亡面前,孩子们的隔阂消散不存,大家都处在悲伤的情境中不能自拔,大家都被英勇就义的举动深深震撼着。
如果要问,桐树湾是一个怎样的地方?环抱着它的山林,在微风吹来时,会做出回答。这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地方,这是一个山高林密的地方,这是一个沉淀着忠勇之道的地方。

《熄灯号》,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5年7月版。

□ 安 地
凤皇之山何崇隆,凤皇之水鸣琤瑽。
起笔两句即以阔大气象统领全篇:山势“崇隆”写其巍峨高峻,水声“琤瑽”摹其清亮激越。山水合观,天地之气蒸腾而上,磅礴郁结,化为苍松。这不仅是写景的开端,更是全诗的精神纲领——珠海凤凰山(今属珠海市香洲区)的山水魂魄,尽在那一株“不与凡松比”的古松之中。
此诗作者为清代道光年间岭南著名文人、书法家鲍俊(1797-1851),字宗垣,号逸卿,自号“石溪生”,广东香山县山场村(今珠海市香洲区山场村)人。道光二年中举,三年高中进士二甲第二名,殿试时获道光皇帝亲批“书冠全场”,授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刑部山西主事。然而宦海沉浮,鲍俊于道光十一年辞官南归,从此寄情山水。他尤其流连于凤凰山麓白沙岭一带的清溪幽谷,见此地“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深契王羲之《兰亭集序》意境,遂于道光辛丑秋月依山筑亦兰亭,开设惜字社,凿曲水引觞,摹“一笔鹅”奇书于石壁,邀张维屏、黎简、招子庸等岭南名士吟诗作画。石溪一带由此成为晚清岭南著名的文人雅集之所,而这首咏凤凰山古松的七言古诗,正是鲍俊归隐石溪后,以松自喻、借山明志的典型之作。
全诗结构井然,由宏观到微观,由自然到人文,由外景到内心:
第一层(“山水合并蒸云气”至“凌云直与天相通”)总写山水与松树的不凡来历——“山水合并蒸云气,磅礴郁结成苍松”,将松树视为天地精华的结晶,并与“春秋椿老”相提并论,托物起兴。
第二层(“大者盈尺小径寸”至“此间雅称幽篁宫”)集中描摹松林的形、声、色、态。诗人调动多重感官:“声彻箫管奏鸾鹤”以听觉写松涛如仙乐;“影挟风雨蟠蚊龙”以视觉写枝干如蛟龙腾跃;“樛枝屈铁顶盖月”以触觉写枝条的铁质般坚硬;“六月炎歊化清昼”则从气候感受写松林带来的清凉。尤其“绿海浪浪吹天风”一句,将满山松涛比作绿色海洋,极具画面张力。
第三层(“闻道罗浮有嘉植”至“老气勃勃飞蓬蓬”)通过对比凸显凤凰山松树的独特性。罗浮山、峨眉山、东海岱的名木,在诗人眼中“色犹黯淡无青葱”,而凤凰山古松却能“老气勃勃飞蓬蓬”——这分明是诗人对故土风物的深情自信,也是岭南文化在清代逐步形成地方认同的文学证据。
第四层(“鹤巢止许仙人侣”至结尾)转入人格象征与归隐情怀。“蠖屈不受大夫封”一句尤为关键:秦始皇封松为“五大夫”的典故被诗人刻意翻转——古松宁可屈身蛰伏,也不接受世俗官爵的封号。这恰恰是鲍俊辞官归隐、不恋权位的自我写照。紧接着“年来我作石溪隐,池塘甫辟地一弓”直接点明身份与居所,“石溪”二字正是鲍俊的精神归宿。
全诗最值得玩味的是结尾五句:
“寿山福海”书四字,高挂素壁豁心胸。斗室朝暮时相逢,何异手把金芙蓉,凌高观日东海东。
“寿山福海”并非泛泛的吉祥话,而应是鲍俊心中的实指:寿山即眼前的凤凰山,福海即浩渺的伶仃洋。诗人将这四字书于素壁,每日于斗室之中与山水相望,心胸豁然开朗。最后以“手把金芙蓉,凌高观日东海东”作结,想象自己如仙人登高观日,将整首诗的境界推向超然与永恒。
让人不禁遐想——倘若今日石溪的摩崖石刻群中,真有“寿山福海”四个大字赫然在目,那该是怎样一番光景?或许它曾刻在某块被青苔半掩的巨石上,与鲍俊的《倒吊松》画意、与亦兰亭的曲水流觞遥相呼应,成为诗人与天地对话的永恒印记。可惜历史烟云翻卷,这四字并未真实遗存于石溪;但诗中那方“素壁”早已将凤凰山与伶仃洋一同纳入胸怀,又何须顽石来证明?浪漫的想象,有时比真实的镌刻更为动人——我们宁愿相信,在某个晨雾未散的清晨,或某个夕照染金的黄昏,鲍俊曾对着他亲手写下的“寿山福海”微微一笑,那一刻,山与海、诗与画、隐者与天地,早已在他心头刻下了比石头更深的印痕。
从艺术手法来看,此诗善用通感与比拟。“凉生几席绿千重”以触觉写视觉,“嫩叶旖旎狐裘茸”以触觉写质感,“影挟风雨蟠蚊龙”以动态写静态。同时,诗中频繁出现箫管、鸾鹤等音乐与仙道意象,将自然山水升华为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而“声彻”“影挟”“樛枝”“嫩叶”等句的参差对仗,也使长诗在流转中富有节奏感。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首诗与鲍俊在石溪的另一件艺术杰作——水墨画《倒吊松》形成了奇妙的“诗画同体”。该画长一丈三尺,写生于吕祖庙旁一株参天古松,鲍俊朝暮观摩,以赤花藤缠绕秃顶横枝,墨法皴擦大胆,苍润奇崛。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共同完成了对凤凰山松树风骨的立体礼赞。
鲍俊辞世后,石溪的文化火种并未熄灭。2010年,珠海市政府在石溪旧址上建成石溪公园;2025年8月,石溪·亦兰亭公园经提升改造后焕新亮相,以文旅融合方式串联起摩崖石刻、鲍俊雕像、鲍俊墓等文化遗存,重现“曲水流觞”的风雅意境。珠海已明确提出将亦兰亭公园打造为集历史文化传承、生态景观体验、文艺创作互动与市民休闲打卡于一体的城市文化新地标。
回到这首诗本身:它不仅是一首优秀的七言古诗,更是一份珍贵的地方文化记忆与隐逸人格宣言。诗中的凤凰山与凤凰水,是物象也是归宿;石溪与亦兰亭,是实景也是符号;“蠖屈不受大夫封”,是松树的品格,更是鲍俊穿越一百七十余年传递给后人的精神回响。当我们今天重读“凤皇之山何崇隆,凤皇之水鸣琤瑽”,听到的不仅是山水之声,更是一位石溪隐者傲然独立的心跳。
-我已经到底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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