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可卿
在小说集《马戏团即将到来》(花城出版社,2026年)的《序》中,陈再见坦言自己写的是“县城小说”。县城小说因城市化进程而存在,其诞生离不开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与流动。作为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县城承载了无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记忆。县城小说既有别于城市文学,又和传统的乡土小说拉开距离。在这一书写谱系中,陈再见另辟蹊径,将目光对准了县城里那些无所事事的“闲人”——他们不为吃穿发愁,拥有安稳的生活,却陷入了持续的精神贫乏中。当闲人们面对生活的虚无,为自己造一点希望的微光,便成了活着的目的所在——这也是书名“马戏团即将到来”的深意,“即将”是个被悬置的时态,它意味着在庸碌俗世中,“闲人”们是有所期待的。
在这个意义上,《马戏团即将到来》的6篇小说,构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闲人传”。陈再见笔下的故事大多没有戏剧化的情节,只是以白描手法勾勒小人物的生活轮廓。最典型的要数《马戏团即将到来》一篇,小说的故事时间集中在一天,铺陈的是主人公流水一般的日常生活:淘米煮粥、送女儿上学、买菜、上班、下班、接小孩,其间穿插着一些无趣的麻烦,如早晨妻子对水放太久的责怪、女儿的吵架、小舅子想借车等等。从这点看,这篇小说似乎与20世纪80年代的“新写实”主义一脉相承。但新写实小说里的人物往往被“一地鸡毛”的生活所淹没,最终滑向精神的麻木、冷漠,而陈再见笔下的人物却还留有理想和善意,在鸡零狗碎的笼罩下,他们总能探出头来透口气。
如何理解小说集里的这批“闲人”呢?《玉照》中,“我”和家人一起退居县城,一份工作都没做成,只能每天跑跑公园、钓鱼、听萨克斯;《马戏团即将到来》中的何澎虽在政府办事,倒也不忙,每天要泡茶闲坐半小时;《南堤对岸是北堤》中在邮局上班的姐姐,一天下来也很难等到一个寄信的人……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但他们却处于无所适从的悬置当中,仍未找到合适的填补精神空缺的方式。这正是当代县城里许多人的真实状态,当日子闲下来,即将到来的马戏团、见一个许久未见的人,甚至从姐姐包里翻出一支口红,都成了生活里的头等大事。
小说里的人物认为当下的生活并不完美,可他们也没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欲望。《法留》中慧如生病了,果慈想去看看她,但“终究没有成行,说到底还是想法不够强烈”。《玉照》中的“我”住在小县城,却还是怕生,“像小时候跟着老妈回家,踏出巷子都觉得是一件需要鼓起勇气的事情”。“我”还试图打听初恋阿絮的下落,“要说想法有多强烈,也谈不上”,“这至少也算是平静生活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澜”。寥寥数笔,勾勒出人物与生俱来的对踏出舒适圈的胆怯。在安于现状的百无聊赖中,“我”去垂钓,但“我”并不为钓上鱼,只是垂钓本身似乎可以带来某种意义。
现状无从改变,幻想自然生出。《南堤对岸是北堤》的姐姐从未见过那个男人,只听过他的声音,却因这个声音对母亲安排的亲事产生了抵抗,没有接受一眼望到头的平庸未来。这个幻想没有任何现实基础,也不需要任何行动,是主人公纯粹的内心逃逸和幻想的雏形。相比之下,《马戏团即将到来》中的何澎拥有了一个“即将到来”的幻想载体。马戏团不是虚构的,它向人们承诺某天会进城,但小说写的恰恰是“到来”之前的日子,闲人们的幻想在等待中被无限拉长。何澎由小舅子借车一事想到马戏团的大象要用什么车运进城,由天空飞过的鸽群幻想他只在电视里见过、而马戏团即将送来的大象和老虎。他幻想游荡的马戏团如何藏大象、大象如何从笼子里出逃,顺着河流获得了自由。这篇小说呈现的是一个县城男人的白日梦,是庸碌日常中的一声喘息。这些幻想并不足以推动人物去改变现实,比如何澎的生活不会因马戏团的到来而发生任何改变,姐姐不会真的去找那个声音的主人,但幻想的存在,是晦暗生活中的一缕光。
陈再见写的是“80后”这一代人遇到的生活上或精神上的问题,但又不只是“80后”,更指向了这个时代越来越普遍的生存状态:温饱满足后的精神空虚。他们没有远大理想,也无意主动改变现状,却试图从生活缝隙中挖掘光亮,以抵抗存在的虚无。6篇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却呈现了平凡人在琐屑日常中微弱却真实的幻想与希冀。
□ 杨曾宇
《犹如夜鹰迁徙》是诗人黄礼孩用诗性语言谈论诗歌的一部随笔文集,也是他近十七年来对诗歌总体性进行持续追问与思考的一次集中呈现,从传统焦虑到陌生创新,从修辞技法到修养风度,从语言本体到生命体悟,从诗歌使命到人性幽暗等不同维度打开诗性世界。
十七年,长到几乎足以覆盖一位写作者从形成观念到重新审视自身观念的完整周期,而这部书记录的,正是这一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热情、困惑、警惕与坚持。某种意义上,书名“犹如夜鹰迁徙”也可以被理解为对这段写作历程的隐喻。夜鹰属于黑暗,却不在黑暗中停驻;迁徙意味着离开熟悉的栖居地,凭借内在的方向感穿越漫长空间。真正的诗歌写作从来不是喧嚣的表演,而是一种在时代暗面里进行的、不太为人所知的长途跋涉。这场漫长的诗学思考,发生在一个社会生活日益工具化的时代,文学因为不能立刻解决现实问题、创造经济收益,常常被视为一种迟缓而无用的存在。诗歌尤其如此:它既不能提供标准答案,也很难以明确的数据证明自身价值,于是被不断推向公共生活的边缘。
然而,文学面临的并不仅仅是无人问津,而是一种更深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它被工具理性判定为无用;另一方面,它又被迫借助奖项、流量、身份、销量和文化事件来证明自己“有用”。黄礼孩在书中对功利化、媚俗化和流量崇拜的警惕,正是对这一时代处境的回应。全书最重要的思想线索,是对诗歌语言自主性的持续捍卫。黄礼孩认为,诗歌始终“站在语言的转折点上”。它不能只是把现成意义装进漂亮的句子,也不能重复公共语言已经说过的话,而应当使习以为常的表达发生偏移、转向与再生。书中关于一个词的前景与远景、诗歌的开端与最后一行、诗歌的速度、即兴、静默和陌生感等讨论,虽然看似分散,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诗歌如何从被使用过无数次的语言中,重新获得感知世界的能力。
在黄礼孩那里,一个词并不是被动接受意义的容器,而是具有位置、方向和空间感的存在;诗歌的最后一行也不是对主题的概括,而应当重新打开作品的意义。静默不是语言的终止,而是尚未说出之物正在积蓄力量。这种诗学观念并不追求表面的晦涩,而是要求诗人克服语言惯性,使日常事物重新显露其陌生的一面。诗歌的难度不在于把简单的东西写复杂,而在于让早已失去光泽的词语重新产生触觉。与语言意识紧密相连的,是本书鲜明的写作伦理。在一个诗歌也渴望被流量、奖项和身份符号收编的时代,他引用加拿大作家拉费里埃的话:“你不要那么着急,没人等你的书。”这一近乎自嘲的断言,实际上构成了对写作伦理的一次尖锐辩护:作品的价值并不建立在被阅读的速度之上,而取决于它对语言和真实内心的忠诚。
黄礼孩一方面要求诗人“从引用的念头里撤退”,另一方面又在书中不断谈到策兰、米沃什、里尔克、博尔赫斯、洛尔迦、特朗斯特罗姆等大诗人。这种表面的矛盾恰好显示了他的真实态度。他并不是反对传统和世界文学资源,而是反对借助大师的话语掩盖自身思想的贫乏。阅读应当成为精神上的相遇,而不能成为写作中的替身;引用可以打开道路,却不能代替写作者亲自走完道路。
这使得黄礼孩没有把语言创新理解为脱离现实的美学游戏。他反复强调诗歌与时代之间应当保持必要的紧张。《诗歌与世界之间的颤抖》《诗歌是时代的自鸣钟》等文章,都在追问诗歌如何回应疫情、生态危机、精神异化与社会生活中的冷漠。诗歌当然无法直接解决现实问题,不是替世界给出答案,而是使人在一个答案过剩的时代仍然保有追问的能力。
夜鹰仍在迁徙,火焰仍藏在海底。诗人并没有许诺它们一定会照亮什么,只是继续写,继续在词语中辨认方向。
□ 梁冬霓
拿到这本诗集,我第一个感觉是:书名挺有意思。“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抵达现在”,这话听起来有点绕,但仔细想想,说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处境。谁不是背着过去的记忆,盼着未来的日子,却在今天此时此刻拼命活着呢?
通观全书,有国门的坚守,有光阴变迁的思考,有对花草树木的喃喃细语,有对母亲的深沉怀念,也有对生活的感慨与哲思。但不管写什么,林小兵的诗,写的都是“今天”,即“现在”。
然而“现在”并不是平整的。《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抵达现在》一诗说出了抵达的艰难。“没有一场大雪/能够覆盖那刻骨铭心的疼痛”,因为伤口未愈,“殷红的血”从诗行中“汩汩地溢出”。但诗人没有停留在伤口中,他听见“岁月的流水将过去和未来涤荡”。在这里,“抵达现在”意味着允许疼痛存在,但不被它吞没:“在夕阳里烙下的印记/都会随席卷的寒流而去”,这是一种清醒的抵达:承认伤痕,然后继续行走。
读他的诗,最打动我的是那种“在路上”的感觉。上班下班、奔赴西区、在香洲、在高栏……在《忆往日兼致H》中,他写自己每天坐车去西区上班,在路上挥汗如雨,背着越来越重的行囊。这些句子让我想起每一个早出晚归的普通人。他“穿过斑驳的马路/如同斑驳的日子穿越岁月”,把每天走的路和人生之路叠在一起。路旧了,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但他不说苦,反而说“我实在喜欢这平凡的市井生活”,“我爱那些迎面而来的笑脸”。这种喜欢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正在重复的日子里捡拾温暖。这种温暖,使他的抵达方式有了光的质地。向往“光”,是他的精神特质,所以“在路上”,不单单是地理空间的路,且指的是精神之路。
他写自己作为边检警察的日常工作:在港口执勤,深夜巡逻,办手续……这些工作听起来很繁琐,但他说“华灯在风里打颤/把那串藏青蓝的身影/拉得很长,和满天星光/一同闪烁着”,说“巡回的足音轻又稳/像娴熟的指尖/在五线谱上跳动”。这些句子把枯燥的执勤写出了节奏感,把平凡的岗位写出了仪式感。这不是唱高调,是一个干了一线工作的人,在夜色里真实感受到的价值,他知道自己的守候,能让别人安心睡觉。他守的是千家万户的安宁,守的是心中不灭的光。
在2023年,林小兵因踢足球造成筋骨断裂,对于喜欢运动的他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且这年母亲又不幸离世,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人生进入了异常灰暗的时期。读他此时写的诗,更是感受到他内心深切的疼痛。“一声声/悠长且清晰/是乡音,是我的乳名。”他没有铺垫,直接把你拉进那个傍晚。“悠长”说明母亲喊得慢、喊得远,生怕孩子听不到;“清晰”说明那个声音在记忆里多么牢固,多少年了还清清楚楚。“乡音”和“乳名”这两个词一出来,那种亲切感就铺满了。但是他多年后回到村口,“母亲的声音像断了线的风筝”,这种失落感、迷茫感让人戳心。
然而,不管人生遇到多少疼痛,他心里始终有光,所以他的诗在各种疼痛中,依然存留着温暖的色彩。在《无边的夜色》中他写道:“或许我本是这世间/藏着猛虎的那株蔷薇”。猛虎是力量和责任,蔷薇是柔软和温情。这句话把一个普通人的两面都说透了——我们既要扛事,心里又存着温柔。他守在口岸,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每一张熟悉和陌生的面孔/都不是多余的抵达”,这种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尊重,读来特别暖心。
他不是坐在书斋中冥思苦想诗歌,而是行走于光阴中,写的都是真实生活的记录。他写四季、秋光、晨光、星光、日出、日落,在各种光影中,他看到了万物,看到了过去,心存对未来的希望,同时也看到了现实中的自己。
他的语言干净、克制,不用华丽的词语,就像跟朋友说话一样。写雨,就说“这是八月的第几场雨/我已经记不清楚”;写秋天,就说“架下的紫葡萄熟透了/田里的稻子笑弯了腰”。这种句子反而让诗离人很近。你不会觉得诗是高高在上的东西,它就是一个人坐在你旁边,跟你说说他今天看见了什么、想了什么。
整本诗集读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这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写下的生活。他不逃避生活的沉重,也不忽视生活里那一点点光亮。他把过去的记忆背在身上,把对未来的期待揣在心里,然后一步步走好脚下的路,这就是他说的“抵达现在”。
□ 方成龙
《兽医》是汪曾祺众多冲淡闲适类乡土文学中别具风趣的一篇。小说不同于以往多数作品着力铺垫人物的苦难历程,而是从刻画当下日常细碎的善事入手,完成人物塑造与主题升华,印证了“善人存善心,行善事终有善报”这一根植于民间伦理的朴素而宏大的哲理。
这篇1800余字的小说,延续了汪先生惯用的白描简语、质朴风趣的笔调,叙述了四位挣扎在底层、命运凄苦的小人物形象,应该说都为苦命人。
主角兽医姚有多,虽然靠独特的技艺生活,过着“每天早晨练两套拳”的相对清贫安稳日子,但早年丧妻、膝下无子、孤身独居,苦楚人生。顺子妈与小顺子母子苦命相依。小顺子父亲病逝后,自己六七岁便开始走街串巷卖油条,幼小的肩膀挑起沉重的糊口担子。年纪轻轻的顺子妈,已饱受失夫之痛,一面照料小顺子,一面依赖给人洗衣裳维持生计。小说中还塑造了一位金大娘,丈夫卖开水为生,也是挣扎在底层的苦命人。但就是这样为苦难命运困扰的四个人,却拥有人性善良本真,持守着善心善事,构筑了平凡人的美好向往,从而给人以温润的精神享受。
姚有多的善良,不仅体现在拂去牲口之病上,而是为了关心孩子的前途命运。他看到浪迹街头的小顺子,萌生收徒传艺的想法,发自内心地伸出手。“小顺子,回去跟你妈说,你也不小了,不能老是卖油条。问她愿不愿让你跟我学兽医,我看你挺聪明,准能学出个好兽医!”寥寥几语,坦露了姚有多的一片善心。
顺子妈内敛含蓄,心地善良。她洗被褥,不仅洗得干净,而且叠得整整齐齐;由于自己是寡妇,便恪守风俗,很少到人家串门。“发髻一边插一朵绒线的小白花,是给丈夫戴的孝。”于无声处,将善良品行藏在日常细微之中。
纯朴率真的小顺子,幼小便有了善意之举。他与姚有多的一来一往对白,把与生俱来的本真跃然纸上:
“你是小顺子吧?”
“你怎么知道?”
“你还戴着你爹的孝哩!——长相也像。”
“你认识我爹?”
“我们从前是很好的朋友。”
“你是姚二叔。”
“你认识我?”
“谁不认识!”
“你妈还好?”
“还好。”
“小顺子,回去跟你妈说:你也不小了,不能老是卖油条。问她愿不愿让你跟我学兽医,我看你挺聪明,准能学出个好兽医!”
“哎!得罪你啦二叔!”
简洁朴素的一问一答,凸显了年幼的小顺子知事有礼,心底里已涌动着纯真善意。
金大娘是串联全篇、促成故事圆满的“桥梁式”人物,堪称小说的文眼。对金大娘的善良,文中进行了趣意又直白的表达:“金大娘心善人好,只是话多,爱管闲事。”这份“爱管闲事”,是为后续撮合姻缘埋下的伏笔,实乃是一种可贵的古道热肠。
小说所绘制出的,正是这样一群虽然在底层生活,却又不失善心本真的人。他们立足寻常烟火意愿,做善意的事,说善心的话,最终有金大娘“爱管闲事”的从中撮合,姚有多与顺子妈婚配组合,破碎的两个家庭迈入新天地,得到了善果,这契合传统的普遍哲理,实现了艺术升华,也增添了文本的趣意。
对顺子妈与兽医的婚后生活,文中没有过多的再述,但可以想到,他们一定是幸福的,相信小顺子的人生也因此而改变,会跟着兽医学技术,向着美好前行。金大娘做成了一份成人之美的善事,也一定会多了自豪和美妙回忆。这大团圆的叙事落点,遵循“善有善报”的朴素哲学,践行与宣扬了传统文化的精粹。
□ 邱可卿
在小说集《马戏团即将到来》(花城出版社,2026年)的《序》中,陈再见坦言自己写的是“县城小说”。县城小说因城市化进程而存在,其诞生离不开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与流动。作为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县城承载了无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记忆。县城小说既有别于城市文学,又和传统的乡土小说拉开距离。在这一书写谱系中,陈再见另辟蹊径,将目光对准了县城里那些无所事事的“闲人”——他们不为吃穿发愁,拥有安稳的生活,却陷入了持续的精神贫乏中。当闲人们面对生活的虚无,为自己造一点希望的微光,便成了活着的目的所在——这也是书名“马戏团即将到来”的深意,“即将”是个被悬置的时态,它意味着在庸碌俗世中,“闲人”们是有所期待的。
在这个意义上,《马戏团即将到来》的6篇小说,构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闲人传”。陈再见笔下的故事大多没有戏剧化的情节,只是以白描手法勾勒小人物的生活轮廓。最典型的要数《马戏团即将到来》一篇,小说的故事时间集中在一天,铺陈的是主人公流水一般的日常生活:淘米煮粥、送女儿上学、买菜、上班、下班、接小孩,其间穿插着一些无趣的麻烦,如早晨妻子对水放太久的责怪、女儿的吵架、小舅子想借车等等。从这点看,这篇小说似乎与20世纪80年代的“新写实”主义一脉相承。但新写实小说里的人物往往被“一地鸡毛”的生活所淹没,最终滑向精神的麻木、冷漠,而陈再见笔下的人物却还留有理想和善意,在鸡零狗碎的笼罩下,他们总能探出头来透口气。
如何理解小说集里的这批“闲人”呢?《玉照》中,“我”和家人一起退居县城,一份工作都没做成,只能每天跑跑公园、钓鱼、听萨克斯;《马戏团即将到来》中的何澎虽在政府办事,倒也不忙,每天要泡茶闲坐半小时;《南堤对岸是北堤》中在邮局上班的姐姐,一天下来也很难等到一个寄信的人……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但他们却处于无所适从的悬置当中,仍未找到合适的填补精神空缺的方式。这正是当代县城里许多人的真实状态,当日子闲下来,即将到来的马戏团、见一个许久未见的人,甚至从姐姐包里翻出一支口红,都成了生活里的头等大事。
小说里的人物认为当下的生活并不完美,可他们也没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欲望。《法留》中慧如生病了,果慈想去看看她,但“终究没有成行,说到底还是想法不够强烈”。《玉照》中的“我”住在小县城,却还是怕生,“像小时候跟着老妈回家,踏出巷子都觉得是一件需要鼓起勇气的事情”。“我”还试图打听初恋阿絮的下落,“要说想法有多强烈,也谈不上”,“这至少也算是平静生活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澜”。寥寥数笔,勾勒出人物与生俱来的对踏出舒适圈的胆怯。在安于现状的百无聊赖中,“我”去垂钓,但“我”并不为钓上鱼,只是垂钓本身似乎可以带来某种意义。
现状无从改变,幻想自然生出。《南堤对岸是北堤》的姐姐从未见过那个男人,只听过他的声音,却因这个声音对母亲安排的亲事产生了抵抗,没有接受一眼望到头的平庸未来。这个幻想没有任何现实基础,也不需要任何行动,是主人公纯粹的内心逃逸和幻想的雏形。相比之下,《马戏团即将到来》中的何澎拥有了一个“即将到来”的幻想载体。马戏团不是虚构的,它向人们承诺某天会进城,但小说写的恰恰是“到来”之前的日子,闲人们的幻想在等待中被无限拉长。何澎由小舅子借车一事想到马戏团的大象要用什么车运进城,由天空飞过的鸽群幻想他只在电视里见过、而马戏团即将送来的大象和老虎。他幻想游荡的马戏团如何藏大象、大象如何从笼子里出逃,顺着河流获得了自由。这篇小说呈现的是一个县城男人的白日梦,是庸碌日常中的一声喘息。这些幻想并不足以推动人物去改变现实,比如何澎的生活不会因马戏团的到来而发生任何改变,姐姐不会真的去找那个声音的主人,但幻想的存在,是晦暗生活中的一缕光。
陈再见写的是“80后”这一代人遇到的生活上或精神上的问题,但又不只是“80后”,更指向了这个时代越来越普遍的生存状态:温饱满足后的精神空虚。他们没有远大理想,也无意主动改变现状,却试图从生活缝隙中挖掘光亮,以抵抗存在的虚无。6篇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却呈现了平凡人在琐屑日常中微弱却真实的幻想与希冀。
□ 杨曾宇
《犹如夜鹰迁徙》是诗人黄礼孩用诗性语言谈论诗歌的一部随笔文集,也是他近十七年来对诗歌总体性进行持续追问与思考的一次集中呈现,从传统焦虑到陌生创新,从修辞技法到修养风度,从语言本体到生命体悟,从诗歌使命到人性幽暗等不同维度打开诗性世界。
十七年,长到几乎足以覆盖一位写作者从形成观念到重新审视自身观念的完整周期,而这部书记录的,正是这一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热情、困惑、警惕与坚持。某种意义上,书名“犹如夜鹰迁徙”也可以被理解为对这段写作历程的隐喻。夜鹰属于黑暗,却不在黑暗中停驻;迁徙意味着离开熟悉的栖居地,凭借内在的方向感穿越漫长空间。真正的诗歌写作从来不是喧嚣的表演,而是一种在时代暗面里进行的、不太为人所知的长途跋涉。这场漫长的诗学思考,发生在一个社会生活日益工具化的时代,文学因为不能立刻解决现实问题、创造经济收益,常常被视为一种迟缓而无用的存在。诗歌尤其如此:它既不能提供标准答案,也很难以明确的数据证明自身价值,于是被不断推向公共生活的边缘。
然而,文学面临的并不仅仅是无人问津,而是一种更深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它被工具理性判定为无用;另一方面,它又被迫借助奖项、流量、身份、销量和文化事件来证明自己“有用”。黄礼孩在书中对功利化、媚俗化和流量崇拜的警惕,正是对这一时代处境的回应。全书最重要的思想线索,是对诗歌语言自主性的持续捍卫。黄礼孩认为,诗歌始终“站在语言的转折点上”。它不能只是把现成意义装进漂亮的句子,也不能重复公共语言已经说过的话,而应当使习以为常的表达发生偏移、转向与再生。书中关于一个词的前景与远景、诗歌的开端与最后一行、诗歌的速度、即兴、静默和陌生感等讨论,虽然看似分散,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诗歌如何从被使用过无数次的语言中,重新获得感知世界的能力。
在黄礼孩那里,一个词并不是被动接受意义的容器,而是具有位置、方向和空间感的存在;诗歌的最后一行也不是对主题的概括,而应当重新打开作品的意义。静默不是语言的终止,而是尚未说出之物正在积蓄力量。这种诗学观念并不追求表面的晦涩,而是要求诗人克服语言惯性,使日常事物重新显露其陌生的一面。诗歌的难度不在于把简单的东西写复杂,而在于让早已失去光泽的词语重新产生触觉。与语言意识紧密相连的,是本书鲜明的写作伦理。在一个诗歌也渴望被流量、奖项和身份符号收编的时代,他引用加拿大作家拉费里埃的话:“你不要那么着急,没人等你的书。”这一近乎自嘲的断言,实际上构成了对写作伦理的一次尖锐辩护:作品的价值并不建立在被阅读的速度之上,而取决于它对语言和真实内心的忠诚。
黄礼孩一方面要求诗人“从引用的念头里撤退”,另一方面又在书中不断谈到策兰、米沃什、里尔克、博尔赫斯、洛尔迦、特朗斯特罗姆等大诗人。这种表面的矛盾恰好显示了他的真实态度。他并不是反对传统和世界文学资源,而是反对借助大师的话语掩盖自身思想的贫乏。阅读应当成为精神上的相遇,而不能成为写作中的替身;引用可以打开道路,却不能代替写作者亲自走完道路。
这使得黄礼孩没有把语言创新理解为脱离现实的美学游戏。他反复强调诗歌与时代之间应当保持必要的紧张。《诗歌与世界之间的颤抖》《诗歌是时代的自鸣钟》等文章,都在追问诗歌如何回应疫情、生态危机、精神异化与社会生活中的冷漠。诗歌当然无法直接解决现实问题,不是替世界给出答案,而是使人在一个答案过剩的时代仍然保有追问的能力。
夜鹰仍在迁徙,火焰仍藏在海底。诗人并没有许诺它们一定会照亮什么,只是继续写,继续在词语中辨认方向。
□ 梁冬霓
拿到这本诗集,我第一个感觉是:书名挺有意思。“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抵达现在”,这话听起来有点绕,但仔细想想,说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处境。谁不是背着过去的记忆,盼着未来的日子,却在今天此时此刻拼命活着呢?
通观全书,有国门的坚守,有光阴变迁的思考,有对花草树木的喃喃细语,有对母亲的深沉怀念,也有对生活的感慨与哲思。但不管写什么,林小兵的诗,写的都是“今天”,即“现在”。
然而“现在”并不是平整的。《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抵达现在》一诗说出了抵达的艰难。“没有一场大雪/能够覆盖那刻骨铭心的疼痛”,因为伤口未愈,“殷红的血”从诗行中“汩汩地溢出”。但诗人没有停留在伤口中,他听见“岁月的流水将过去和未来涤荡”。在这里,“抵达现在”意味着允许疼痛存在,但不被它吞没:“在夕阳里烙下的印记/都会随席卷的寒流而去”,这是一种清醒的抵达:承认伤痕,然后继续行走。
读他的诗,最打动我的是那种“在路上”的感觉。上班下班、奔赴西区、在香洲、在高栏……在《忆往日兼致H》中,他写自己每天坐车去西区上班,在路上挥汗如雨,背着越来越重的行囊。这些句子让我想起每一个早出晚归的普通人。他“穿过斑驳的马路/如同斑驳的日子穿越岁月”,把每天走的路和人生之路叠在一起。路旧了,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但他不说苦,反而说“我实在喜欢这平凡的市井生活”,“我爱那些迎面而来的笑脸”。这种喜欢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正在重复的日子里捡拾温暖。这种温暖,使他的抵达方式有了光的质地。向往“光”,是他的精神特质,所以“在路上”,不单单是地理空间的路,且指的是精神之路。
他写自己作为边检警察的日常工作:在港口执勤,深夜巡逻,办手续……这些工作听起来很繁琐,但他说“华灯在风里打颤/把那串藏青蓝的身影/拉得很长,和满天星光/一同闪烁着”,说“巡回的足音轻又稳/像娴熟的指尖/在五线谱上跳动”。这些句子把枯燥的执勤写出了节奏感,把平凡的岗位写出了仪式感。这不是唱高调,是一个干了一线工作的人,在夜色里真实感受到的价值,他知道自己的守候,能让别人安心睡觉。他守的是千家万户的安宁,守的是心中不灭的光。
在2023年,林小兵因踢足球造成筋骨断裂,对于喜欢运动的他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且这年母亲又不幸离世,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人生进入了异常灰暗的时期。读他此时写的诗,更是感受到他内心深切的疼痛。“一声声/悠长且清晰/是乡音,是我的乳名。”他没有铺垫,直接把你拉进那个傍晚。“悠长”说明母亲喊得慢、喊得远,生怕孩子听不到;“清晰”说明那个声音在记忆里多么牢固,多少年了还清清楚楚。“乡音”和“乳名”这两个词一出来,那种亲切感就铺满了。但是他多年后回到村口,“母亲的声音像断了线的风筝”,这种失落感、迷茫感让人戳心。
然而,不管人生遇到多少疼痛,他心里始终有光,所以他的诗在各种疼痛中,依然存留着温暖的色彩。在《无边的夜色》中他写道:“或许我本是这世间/藏着猛虎的那株蔷薇”。猛虎是力量和责任,蔷薇是柔软和温情。这句话把一个普通人的两面都说透了——我们既要扛事,心里又存着温柔。他守在口岸,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每一张熟悉和陌生的面孔/都不是多余的抵达”,这种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尊重,读来特别暖心。
他不是坐在书斋中冥思苦想诗歌,而是行走于光阴中,写的都是真实生活的记录。他写四季、秋光、晨光、星光、日出、日落,在各种光影中,他看到了万物,看到了过去,心存对未来的希望,同时也看到了现实中的自己。
他的语言干净、克制,不用华丽的词语,就像跟朋友说话一样。写雨,就说“这是八月的第几场雨/我已经记不清楚”;写秋天,就说“架下的紫葡萄熟透了/田里的稻子笑弯了腰”。这种句子反而让诗离人很近。你不会觉得诗是高高在上的东西,它就是一个人坐在你旁边,跟你说说他今天看见了什么、想了什么。
整本诗集读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这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写下的生活。他不逃避生活的沉重,也不忽视生活里那一点点光亮。他把过去的记忆背在身上,把对未来的期待揣在心里,然后一步步走好脚下的路,这就是他说的“抵达现在”。
□ 方成龙
《兽医》是汪曾祺众多冲淡闲适类乡土文学中别具风趣的一篇。小说不同于以往多数作品着力铺垫人物的苦难历程,而是从刻画当下日常细碎的善事入手,完成人物塑造与主题升华,印证了“善人存善心,行善事终有善报”这一根植于民间伦理的朴素而宏大的哲理。
这篇1800余字的小说,延续了汪先生惯用的白描简语、质朴风趣的笔调,叙述了四位挣扎在底层、命运凄苦的小人物形象,应该说都为苦命人。
主角兽医姚有多,虽然靠独特的技艺生活,过着“每天早晨练两套拳”的相对清贫安稳日子,但早年丧妻、膝下无子、孤身独居,苦楚人生。顺子妈与小顺子母子苦命相依。小顺子父亲病逝后,自己六七岁便开始走街串巷卖油条,幼小的肩膀挑起沉重的糊口担子。年纪轻轻的顺子妈,已饱受失夫之痛,一面照料小顺子,一面依赖给人洗衣裳维持生计。小说中还塑造了一位金大娘,丈夫卖开水为生,也是挣扎在底层的苦命人。但就是这样为苦难命运困扰的四个人,却拥有人性善良本真,持守着善心善事,构筑了平凡人的美好向往,从而给人以温润的精神享受。
姚有多的善良,不仅体现在拂去牲口之病上,而是为了关心孩子的前途命运。他看到浪迹街头的小顺子,萌生收徒传艺的想法,发自内心地伸出手。“小顺子,回去跟你妈说,你也不小了,不能老是卖油条。问她愿不愿让你跟我学兽医,我看你挺聪明,准能学出个好兽医!”寥寥几语,坦露了姚有多的一片善心。
顺子妈内敛含蓄,心地善良。她洗被褥,不仅洗得干净,而且叠得整整齐齐;由于自己是寡妇,便恪守风俗,很少到人家串门。“发髻一边插一朵绒线的小白花,是给丈夫戴的孝。”于无声处,将善良品行藏在日常细微之中。
纯朴率真的小顺子,幼小便有了善意之举。他与姚有多的一来一往对白,把与生俱来的本真跃然纸上:
“你是小顺子吧?”
“你怎么知道?”
“你还戴着你爹的孝哩!——长相也像。”
“你认识我爹?”
“我们从前是很好的朋友。”
“你是姚二叔。”
“你认识我?”
“谁不认识!”
“你妈还好?”
“还好。”
“小顺子,回去跟你妈说:你也不小了,不能老是卖油条。问她愿不愿让你跟我学兽医,我看你挺聪明,准能学出个好兽医!”
“哎!得罪你啦二叔!”
简洁朴素的一问一答,凸显了年幼的小顺子知事有礼,心底里已涌动着纯真善意。
金大娘是串联全篇、促成故事圆满的“桥梁式”人物,堪称小说的文眼。对金大娘的善良,文中进行了趣意又直白的表达:“金大娘心善人好,只是话多,爱管闲事。”这份“爱管闲事”,是为后续撮合姻缘埋下的伏笔,实乃是一种可贵的古道热肠。
小说所绘制出的,正是这样一群虽然在底层生活,却又不失善心本真的人。他们立足寻常烟火意愿,做善意的事,说善心的话,最终有金大娘“爱管闲事”的从中撮合,姚有多与顺子妈婚配组合,破碎的两个家庭迈入新天地,得到了善果,这契合传统的普遍哲理,实现了艺术升华,也增添了文本的趣意。
对顺子妈与兽医的婚后生活,文中没有过多的再述,但可以想到,他们一定是幸福的,相信小顺子的人生也因此而改变,会跟着兽医学技术,向着美好前行。金大娘做成了一份成人之美的善事,也一定会多了自豪和美妙回忆。这大团圆的叙事落点,遵循“善有善报”的朴素哲学,践行与宣扬了传统文化的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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