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韵·悦读丨天山以北的丰富与辽阔——赏析杨放辉组诗《天山以北》

在汉语诗歌日益内向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将关注视角聚集于书房、身体、碎片、情感以及微妙情绪的语境之中,杨放辉的组诗《天山以北》却逆向而行、大开大合,如同西域大漠、伊犁河谷呼啸而来的一阵阵劲风:诗人不屑于把风景浓缩成底片细细打量,亦不愿将边地风情当成浮光掠影的履历,而是让草原、雪峰、禾木河、火焰山、沙尘暴、牧羊女、胡杨与坎儿井等众多新疆元素,有条不紊地融入一种可命名为“辽阔诗学”的文本场域。

生态美学反对把自然当成人的背景板,而强调山川、走兽、草木、河流与人,都各自具有自身的主体性,它们互相打量,互为观照,共存于现实抑或精神之地。以我之见,杨放辉洞见了其中的奥妙。他写那拉提,不写草原有多么迷人曼妙,而写“草原的风/比哈萨克少女的指甲刀锋利/能一层层刮出,白桦林的青翠”。风有了刀锋,白桦有了血肉,夕阳有了皮肤,雄鹰的铁爪才能“把时差的裂罅/抓宽了两寸伤痕”。在这里,仅仅以拟人的修辞来概括作者的深刻用意,必然显得较为肤浅,诗人借用一系列拟人的修辞,将自然之力归位于世界主体:人并不是风景的主人,风、雪、树、河,以及翱翔在天空的雄鹰,才是这片神奇土地的真正所有者、言说者。

《禾木河传》一诗,较为完整地呈现了诗人杨放辉的生态整体观:“禾木河的喉结,忍住无数次嚅动/最终的发声/交给了斯布孜额的七孔。”河流、乐器,已经不仅仅是人类的生存载体或生活工具,而是它们自身均是一个自在的生命体,有着自己开口言说、个性表达的方式。牧羊人“用雪,融化仇恨/用火,淬炼断柄的刀锋”,人与自然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征服、利用的单向关系,而是成为相互独立、相互观照、相互和解的共同体。

在组诗《天山以北》中,诗人杨放辉以自己熟稔的言说方式,再现了满载地域风情的北疆风物,更为难得的是,诗人呈现风物,却并未局限于风物自身,而是通过自我的洞见与呈现,赋予其独有的神奇色彩。

在《牧羊女》一诗中,“弹拨热瓦普的玉手/把天山上空的云朵/纺出了羊毛”,戈壁落日“正在给大地的红地毯加色”,挂满紫葡萄的小水晶是“大漠里的星辰”,烤馕人的夜空悬着“一轮绝骑之月”……在这里,满富西域色彩的风物,不是简单地陈列、展示,而是被重新发现,再沐神韵,这样的诗作不仅有“新边塞诗”的雄浑壮阔,亦有潇湘诗人“南人写北地”的陌生化“惊喜”——诗人杨放辉把江南潇湘大地式的细腻、敏锐,与北疆大漠的壮美、辽阔合而为一,天衣无缝。如果说生态美处理“自然何样存在”,风物美处理“地方怎么被命名”,内涵美则处理“时人如何生活”。组诗《天山以北》最打动人心之处,并非大气磅礴的魂韵,而是将游牧、迁徙、集市、烤馕、汗珠、烤熟鹰嘴豆的篝火等游牧民族生活的西部,转化成有血有肉、有枝有叶的存在主义现场。

当代诗歌若只写风光风物,容易流俗成浅尝辄止的风情画;杨放辉的《天山以北》之所以耐人寻味,更在于他将并不罕见的地理经验升华为个人独特的人生哲思。

在《那拉提的薰衣草》一诗中,“雄鹰的铁爪……把时差的裂罅/抓宽了两寸伤痕”,这样的思考与表达,事实上具有一定的冒险性,然而诗人却用极富个性的语言,呈现了东部与西部、远古与当下、游牧与现代的时间纠葛等,形象地将之比喻成身体的伤口。这里,拥有数千年的文明叠加与深度交融,直觉上的时差、历史上的落差等,在短短的几句诗中得以生动体现,令人无限遐思。

同时,诗人杨放辉对于消逝与显现的循环格外关注。《禾木河传》的狼骨傍晚、《荒原》里“荒原的月亮,又大,又白/适合为生者招魂/为逝者指路”,诗人并未将生与死当成二元对立之事,而是相辅相成之貌,甚至把死亡、消逝处理成风向的一部分,这样的生死观本身就是哲思的化身。

在诗人杨放辉辽阔的诗歌文本里,生态不是口号,风物不是标签,游牧不是简单的历史或现状,而是囊括了风景、美食、现实、历史、文化、人性等在内的复合体——辽阔的本质,不是景象,而是一种襟怀。

文字:彭 进 编辑:刘鹏凯 责任编辑:董帅奇
湾韵·悦读丨天山以北的丰富与辽阔——赏析杨放辉组诗《天山以北》
珠海特区报 2026-11-07 01:46

在汉语诗歌日益内向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将关注视角聚集于书房、身体、碎片、情感以及微妙情绪的语境之中,杨放辉的组诗《天山以北》却逆向而行、大开大合,如同西域大漠、伊犁河谷呼啸而来的一阵阵劲风:诗人不屑于把风景浓缩成底片细细打量,亦不愿将边地风情当成浮光掠影的履历,而是让草原、雪峰、禾木河、火焰山、沙尘暴、牧羊女、胡杨与坎儿井等众多新疆元素,有条不紊地融入一种可命名为“辽阔诗学”的文本场域。

生态美学反对把自然当成人的背景板,而强调山川、走兽、草木、河流与人,都各自具有自身的主体性,它们互相打量,互为观照,共存于现实抑或精神之地。以我之见,杨放辉洞见了其中的奥妙。他写那拉提,不写草原有多么迷人曼妙,而写“草原的风/比哈萨克少女的指甲刀锋利/能一层层刮出,白桦林的青翠”。风有了刀锋,白桦有了血肉,夕阳有了皮肤,雄鹰的铁爪才能“把时差的裂罅/抓宽了两寸伤痕”。在这里,仅仅以拟人的修辞来概括作者的深刻用意,必然显得较为肤浅,诗人借用一系列拟人的修辞,将自然之力归位于世界主体:人并不是风景的主人,风、雪、树、河,以及翱翔在天空的雄鹰,才是这片神奇土地的真正所有者、言说者。

《禾木河传》一诗,较为完整地呈现了诗人杨放辉的生态整体观:“禾木河的喉结,忍住无数次嚅动/最终的发声/交给了斯布孜额的七孔。”河流、乐器,已经不仅仅是人类的生存载体或生活工具,而是它们自身均是一个自在的生命体,有着自己开口言说、个性表达的方式。牧羊人“用雪,融化仇恨/用火,淬炼断柄的刀锋”,人与自然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征服、利用的单向关系,而是成为相互独立、相互观照、相互和解的共同体。

在组诗《天山以北》中,诗人杨放辉以自己熟稔的言说方式,再现了满载地域风情的北疆风物,更为难得的是,诗人呈现风物,却并未局限于风物自身,而是通过自我的洞见与呈现,赋予其独有的神奇色彩。

在《牧羊女》一诗中,“弹拨热瓦普的玉手/把天山上空的云朵/纺出了羊毛”,戈壁落日“正在给大地的红地毯加色”,挂满紫葡萄的小水晶是“大漠里的星辰”,烤馕人的夜空悬着“一轮绝骑之月”……在这里,满富西域色彩的风物,不是简单地陈列、展示,而是被重新发现,再沐神韵,这样的诗作不仅有“新边塞诗”的雄浑壮阔,亦有潇湘诗人“南人写北地”的陌生化“惊喜”——诗人杨放辉把江南潇湘大地式的细腻、敏锐,与北疆大漠的壮美、辽阔合而为一,天衣无缝。如果说生态美处理“自然何样存在”,风物美处理“地方怎么被命名”,内涵美则处理“时人如何生活”。组诗《天山以北》最打动人心之处,并非大气磅礴的魂韵,而是将游牧、迁徙、集市、烤馕、汗珠、烤熟鹰嘴豆的篝火等游牧民族生活的西部,转化成有血有肉、有枝有叶的存在主义现场。

当代诗歌若只写风光风物,容易流俗成浅尝辄止的风情画;杨放辉的《天山以北》之所以耐人寻味,更在于他将并不罕见的地理经验升华为个人独特的人生哲思。

在《那拉提的薰衣草》一诗中,“雄鹰的铁爪……把时差的裂罅/抓宽了两寸伤痕”,这样的思考与表达,事实上具有一定的冒险性,然而诗人却用极富个性的语言,呈现了东部与西部、远古与当下、游牧与现代的时间纠葛等,形象地将之比喻成身体的伤口。这里,拥有数千年的文明叠加与深度交融,直觉上的时差、历史上的落差等,在短短的几句诗中得以生动体现,令人无限遐思。

同时,诗人杨放辉对于消逝与显现的循环格外关注。《禾木河传》的狼骨傍晚、《荒原》里“荒原的月亮,又大,又白/适合为生者招魂/为逝者指路”,诗人并未将生与死当成二元对立之事,而是相辅相成之貌,甚至把死亡、消逝处理成风向的一部分,这样的生死观本身就是哲思的化身。

在诗人杨放辉辽阔的诗歌文本里,生态不是口号,风物不是标签,游牧不是简单的历史或现状,而是囊括了风景、美食、现实、历史、文化、人性等在内的复合体——辽阔的本质,不是景象,而是一种襟怀。

文字:彭 进 编辑:刘鹏凯 责任编辑:董帅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