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大批共产党人被捕牺牲。杨匏安作为华南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被国民党当局重金通缉。党中央安排他撤离国内，远赴南洋开展地下工作。

在南洋流亡期间，杨匏安写下了一首《寄小梅》：

去国六千里，心随云水长。

逃生来绝域，问禁入危邦。

归意能无动？公忠不可忘。

相思凭梦寄，月色满桄榔。

这是一封家书，寄给堂妹夫霍志鹏（也就是信中所称的小梅）。这份手稿现藏于珠海博物馆，是国家二级文物。根据纸上修改痕迹，我们可以想见：在写下初稿后，望着窗外洒满桄榔树的月光，沉思片刻，他毅然圈去“忍”字，改定为“公忠不可忘”。

同样的黑暗岁月里，1931年2月7日，得知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秘密枪杀，鲁迅“挈妇将雏”逃至租界管辖的上海花园庄客栈避难。他心情悲愤难抑，写成七律《悼柔石》：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史料显示，颈联“忍看朋辈成新鬼”，初稿是“眼看朋辈成新鬼”。

一个圈去了“忍”，一个改成了“忍”——我们把两首诗放到一起赏析，看看那个时代革命者心中各自的那份“忍”与不“忍”。

杨匏安一句“归意能无动？”道尽真情：异域千里，孤身投荒，音讯隔绝，思乡之苦、求生之难，时时萦绕革命者心头。可资佐证的是，郁达夫抗日战争期间也曾漂泊南洋，他在《乱离杂诗》直接用了一个“忍”字——“微躯何厌忍饥寒”——真切道出那时南洋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

革命者亦是平凡人，初稿里的“忍忘”，恰恰写出绝境里人性的动摇。杨匏安是一个真正的慈父。1931年他千辛万苦托人从狱中偷偷传出的短笺上，满载着的是“玄儿不可顽皮”这样惦念孩子成长的柔软父爱。杨匏安之忍，是忍个人的困顿、忍骨肉的分离。世人皆看到革命者高昂的头颅与铮铮铁骨，却未必体会到他们灵魂深处的挣扎与隐忍的重量。

苦难煎熬之下，思念啃噬之时，能不能忍心放下肩头公忠大义？这是一个血肉之躯自然而然生出的犹豫。但信念最终战胜动摇，一笔勾去的“忍”，告诉我们：纵使相思刻骨、身在危邦，公忠的信念一刻也不可忘却。

同说一个“忍”，鲁迅的“忍看朋辈成新鬼”，是不忍而强忍。革命者完全有着普通人的恐惧与冲动：眼睁睁看着并肩战斗的战友沦为冤魂，他却只能把悲愤压于心底，匆忙脱身逃离刀丛。鲁迅之忍，是忍下痛失战友的撕心之痛。这个忍，是不能逞一时之快，把怒火藏于笔端的克制。两年后，在左联五烈士遇害两周年，鲁迅写出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给反动当局在舆论上最沉重一击。

上海滩的长夜、南洋异域的孤宵，同样沉沉暗夜，同样月色如霜。鲁迅与杨匏安，在不同的历史时空，在“忍”与“不忍”之间，做出了殊途同归的抉择。

两篇诗作不是两位革命者在黑暗岁月里的笔墨悲歌，而是藏着他们为了公忠的赤诚抉择。杨匏安“忍”与“忘”二字的对峙，是向内的自省：难道我没有归乡的念头？我何尝不思念亲人？但是公忠大义，一刻也不能忘！先承认人之常情，再立定信仰，革命者不是无情无念的超人。

这份“公忠不可忘”，不是流亡途中一时兴起的誓言，早在青年时代，便已根植杨匏安的心底。当年引荐他回乡任教的同族长辈、恭都学堂（今前山中学前身）校长刘希明，坊间相传是他的舅舅。当他发现这位提携自己的恩人却侵占办学经费，尽管亲情横亘在前，他没有选择因私废公，而是勇于挺身揭发，并因此蒙冤入狱。少年时便不愿忍忘公义，多年后漂泊异域，在诗稿上划去“忍”字，前后一脉相承。后来杨匏安不幸被捕，坚贞不屈从容就义，以生命践行了“公忠不可忘”的最高誓言。

杨匏安诗稿上划去的那一笔，正是一次具象的自我党性检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党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党性不会随着党龄增长自然提高，必须在持续的自我检视中锤炼、在考验磨砺中坚守。杨匏安删去“忍”、立定“不可忘”的抉择，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党性淬炼。党性锤炼，说到底就是在私心与公义、动摇与坚守之间，一次次做出选择。

如今百年回望，烽烟散尽山河无恙。在杨匏安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之际，再读一字改诗的旧稿，再品革命先驱的隐忍与坚守，依旧令人动容。信仰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无畏，而是在心生动摇之时，依然选择坚守的铮铮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