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那只微型收音机咿咿呀呀唱着越剧，清澈的声音像泉水一样在流淌。阳光也清澈，从天空中往地上流，穿过塑料大棚，落在父亲额头。

塑料大棚是大哥搭的，专供父亲冬日里避风、晒太阳。老家是著名的“菜篮子”，田野里到处都是塑料大棚，种植蔬菜销往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很多人家的门口也有塑料大棚，儿女们盖的。前些年，老人们要照顾孙辈，整天忙着做饭、洗衣，送孩子们上下学，近些年，儿女们把孩子一同带往打工地上学，老人们在侍弄自己的一日三餐之外做点农活，天冷时，就猫在大棚里，像蔬菜一样寂寞，也像蔬菜一样暖和。

父亲坐在小桌子前，低着头，似睡非睡。他已近耄耋之年，一张脸见惯风雨，老旧得如同一张发黄的报纸，他的眼睛虽然睁着，也如同闭着一样，但我知道他肯定在听——他的左手和右手交叉握着，右手的小手指在轻轻颤动，似乎在打着节拍。

十年前，父亲失明，此后一直活在黑暗的世界中。人和物日新月异，但黑暗阻断了世界的更新，他看不到时光似箭镞一样射向远处，在他的记忆中，母亲还是十年前的样子，我们这些子女也是十年前的样子。

看不见世界的更新也不一定是坏事。这世上有美也有丑，看不见美是遗憾，看不见丑何尝不是幸运。看到他颠着脚步在黑暗中摸索的身影，我在难过的同时，也会找个理由让自己稍稍心安：人生在世，哪有那么多如意？倒着走路，会对颈椎有好处，倒着想问题会找到一条疏解情绪、忘记烦忧的出口。

远远地，有个身影来了。“二爷来了。”我对父亲说。他“哦”了一声，然后关了收音机，弓身从棚子里走出来。

二爷就是二叔。我们老家把叔叫做爷。

二爷手提一只大公鸡，像去菜场卖鸡一样，面无表情。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是这副刻板、严肃的表情。

我迎过去，叫了一声“二爷”，他嗯一声，很轻，像咽下口水。

“这只鸡，你明天带回家。”他的声音很小，还没有那只鸡的声音大。鸡被二爷丢在地上，受到惊吓，斜着身子扑腾好几下，但双脚已被一条布带子缠绕，无法起身，只能躺着，喉管里发出咕咕声，有委屈、无奈，也可能有愤怒。

我没吱声。我知道二爷的脾气。我要是说不要，他肯定失望，甚至难过，但我要是拿着，实在麻烦，拎着一只活鸡上动车，怎么说也不方便，况且明天上车前我还要与几个中学同学见面，拎着一只鸡像哪回事呢？

我把自己刚才坐的那把椅子让给二爷，又给他倒来一杯水。他接过水，坐下来，把杯子架在自己的膝盖上。

父亲没吱声，但知道他的弟弟来了。

我又拿过一只凳子，把二爷手中的杯子接过来放在凳子上。我说：二爷，你喝点水。二爷轻轻啜了一小口，像抿一口酒。

父亲靠在椅子上，不吭声，空洞的目光望着远方。远方是青青的麦田，一望无际的麦苗在风的吹拂下，掀起绿色波浪，碧波般卷向天边。这是田野最美丽的时节，可惜父亲看不见。

二叔低着头，双手支撑在腿上，托着下巴，似乎在看着脚下，一只黑色的猫卧在他脚边，不停地翻身，晾着肚皮，没人理它，太阳又晒得发昏，它竟响起呼噜声。

“年饭在小文子家吃的吧？”父亲终于问了一句话。

不出我所料，二爷嗯了一声。

我都知道二爷肯定是在小文子家吃年饭，父亲怎么不知道呢。显然是没话找话。

小文子是二爷的大儿子，夫妻俩在常州做早点。他对长辈极为孝顺，二娘去世后，他隔三差五跑回来看看二爷。二爷说：以后别回来了，耽误生意。小文子说：不耽误，我早上揉好面，开车回来，中饭后再赶回去，正好又可以揉面、蒸包子馒头。二爷沉默了一会，终于反应过来：“那你不是两夜都没睡觉？”小文子不吱声，笑了一下算是回应。

“你不要一个人去东边庄子。”父亲的双手拢着，垂着头说了第二句，像是对着地面说。

“东边庄子”是我们家的特定说法，确切地说，是我们家的一块宅基地，位于村庄最东头。我们很小的时候，父母说等我们兄弟长大，就在那里盖几间房子，供我们结婚用。后来我和弟弟先后考学去了外地，那块地就一直空着。曾祖母去世后，父母和奶奶商量，把老人家葬在那里，那块地就成了坟地，前年二娘去世后也去了那里。

二娘的娘家在江西永修，二爷当年是入赘去了她家的。过了将近三十年，二爷已经六十多岁，二娘决定陪二爷回安徽和县老家定居。二娘作出这一决定，显然是想陪着二爷在他的故乡度过晚年，以此“回报”二爷当年的牺牲。从江西永修来到安徽和县，二娘从熟悉左邻右舍开始，慢慢熟悉田间地头、风土人情以及各种农活，很快就和我们这个庞大家庭的长辈、平辈、晚辈们熟络、亲近起来。遗憾的是，二娘前几年查出重病，生命开始走向倒计时，她临终前的个把月，我们家的女眷轮流在床头伺候，帮她按摩、擦洗、喂饭，二爷更是像一条老狗一样昼夜守在床边，陪伴二娘，谁也撵不走。

二娘去世后，二爷没有当众流一滴泪，但谁都知道他内心的悲伤，他连走路也不像以往那样脚步轻捷，而是踢踏着鞋，似乎鞋帮或鞋底随时都会脱落。有一次，我母亲去找他，他不在家，打电话问，他说在“东边庄子”，母亲问去那里做什么？他嗫嚅着：“看看翠英。”

翠英就是我二娘。母亲在路边等二爷走过来，看到他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一场。母亲后来听村中的一位老人说，她好几次看到二爷一个人在那块坟地里独自坐着。父亲让二爷以后别去“东边庄子”，肯定是心疼他的弟弟的。但二爷没吭声。他的脾气很倔，又不会反驳他大哥，只有沉默。

父亲雕塑一般坐着，像是等着二爷给他一声回应，等了好一会儿，也没等到二爷的声音，便丢下一句：“晚上就在这里吃饭，别烧了。”二爷轻轻说了一声：“中午还剩一些饭，晚上热热就行了。”起了身，说：“我回家烧饭。”踢踏着鞋子就往外走。那只躺在地上的鸡被吓着了，扑腾一下身子，我想让二爷把它拎走，但终究还是没说出口。

二爷慢慢走远，我回身收拾茶杯，发现给他倒的那杯水还剩下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