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元勇
2025-11-24 01:57
在所有文学门类中,长篇小说因其体裁的特殊性,无疑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成就的重要标杆之一。新世纪以来,原创长篇小说已经取得的辉煌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优秀作家们给这个时代贡献了很多称得上艺术质量上乘、为广大读者喜欢的长篇佳作。然而,随着二十一世纪走过四分之一,随着科技不断革新,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随着读者群体的代际变化和阅读方式的显著转变,随着传统纸质图书市场的逐年萎缩,长篇小说创作如同我们的文学出版一样,走到了一个生态环境格外复杂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十分艰难的抉择。
读者阅读方式、阅读趣味的巨大变化,数字化技术的无情冲击,图书市场的剧烈振荡等等,诸多外部因素的变化无疑都会影响到长篇小说的创作和生产。但是从文学创作的本质来看,决定创作结果的关键因素还是在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身上。从这个角度观察,当下长篇小说创作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一些作家进行创作的动机和节奏比较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出版市场的需求、各种评奖评优的风向、各种资金扶持项目的召唤,以及读者情绪价值的吁求,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这些作家创作中的重要驱动力。多数出版机构常常把“冲奖夺杯”当作原创文学出版的第一目标,甚至是硬性任务;题材先行、主题先行,以及作家的写作方式是不是现实主义,也都因此成为出版方选择作家作品的重要依据。如果说出版社重视“冲奖夺杯”尚情有可原,那么作家若也把“冲奖夺杯”当作创作的最大目标,就免不了有舍本逐末之嫌。获奖当然可以是作家的梦想之一,但比获奖更重要的还是文学本身,比获奖更值得追求的还是创作出一代代读者喜欢阅读的优秀作品。
大约二十年前,一位旅居美国的华人作家曾经提出“伟大的中国小说”概念。在他看来,“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应当深刻、丰富、真切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我们可能不会完全同意这位作家对“伟大的中国小说”内涵的界定,但毫无疑问,每一位有抱负的中国作家都应该怀有写出“伟大的中国小说”的理想,都应该把追求卓越、攀登高峰作为自己创作的根本遵循。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做到“用写几本书的精力去写一本书”,而不是急功近利地“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去写几本书”。
二、每年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可谓成千上万,但是很多作品停留在对种种表象经验的表达,而缺乏对时代生活、历史生活,以及具体人物生活的深层问题、深层冲突、深层真实的挖掘、体悟和表现,缺乏对不同个体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和精神状态的精准刻画,缺乏对不同世界观、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共存与冲突的深刻想象和探究。很多作者急功近利地抢占题材和素材,满足于对所书写对象——人物、事件、社会、地方史——浮光掠影式的观察、了解和认知,而不能真正沉潜到所书写对象的内部,与所书写对象同频共振、产生共情。这种创作状态产生的结果是:作品的语言往往缺乏个性、张力和想象力,作品本身普遍缺乏精神和情感上的感染力,作品的价值和成就也不是体现在艺术上的成熟和创新,而是体现在作品所追踪、所反映的时代素材和表层现实经验上面。实际上,优秀作品的原始素材往往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需要经过作家独具个性和创造力的想象的孕育,才能最终转化为比较理想的创作构思和创作成果。
三、改变和影响人类现代社会生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些因素不仅给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而且潜移默化地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早已习惯、甚至熟视无睹的东西,比如许多领域的科学,比如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技术手段,等等。用阿来先生这几年经常提到的一个观念来说,就是: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科学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创作不应该停滞在传统的人文、伦理、情感经验和个人感知的书写上面,而是应该打破传统文学经验的局限,融入更多科学的维度,对影响和改变人类生活的科学和技术,对影响和改变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的诸多事物做出回应。在这些方面,长篇小说创作还有非常巨大的空间可以突破,可以探索。国际上已经有作家在这方面做出了成果显著的探索,比如英国作家萨曼莎·哈维描写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遥望地球的小说《轨道》;我们期待着中国作家也能写出同样具有突破性的作品。
四、可能是受根深蒂固的严肃文学观念的束缚,近几年,比较严肃的长篇小说在类型上显得路数单调、不够丰富,写作题材、写作方式、叙事技巧也常常呈现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同质化和雷同化尴尬;许多作家似乎缺乏打破所谓严肃文学与其他类型文学(如科幻小说、犯罪小说、穿越小说等)之间界限和壁垒的勇气,缺乏开拓具有创造性的小说样式的探索精神。这种现象与读者阅读兴趣的多元化之间当然是有矛盾的。在国际上,跨越严肃文学与类型文学界限的杰出作品并不鲜见,杜仑马特、阿特伍德、萨拉马戈、石黑一雄、托卡尔丘克、大卫·米切尔等作家,也都因此而奠定了他们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新世纪以来,随着人工智能的狂飙突进,随着高端科技的不断涌现,随着经济富足带来的两性疏离,文学创作除了探索和表达已知的世界、已知的历史,除了探索和表达具体人的复杂内心与情感世界,也需要关心人类的未来,关心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无垠宇宙中的未来。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家也可以解放文学观念,将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与具有丰富科学含量的“天问”结合起来,与关于其他社会形态、关于未来世界、关于太空和外太空世界的超越性想象结合起来,从而创作出引领国际文学潮流的新文学样式和新文学精品。
五、任何一部作品在创作完成之后,都会有如何面对读者、面对市场的问题。在“Z时代读者”成为文学阅读主要群体的背景下,作家和专业评论家也需要适应时代变化,更新交流方式,学会与读者面对面,学会在交流中满足读者的情绪价值,进而通过拉近作家个人与读者的关系,来拉近作品与读者的关系。
在所有文学门类中,长篇小说因其体裁的特殊性,无疑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学成就的重要标杆之一。新世纪以来,原创长篇小说已经取得的辉煌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优秀作家们给这个时代贡献了很多称得上艺术质量上乘、为广大读者喜欢的长篇佳作。然而,随着二十一世纪走过四分之一,随着科技不断革新,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随着读者群体的代际变化和阅读方式的显著转变,随着传统纸质图书市场的逐年萎缩,长篇小说创作如同我们的文学出版一样,走到了一个生态环境格外复杂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十分艰难的抉择。
读者阅读方式、阅读趣味的巨大变化,数字化技术的无情冲击,图书市场的剧烈振荡等等,诸多外部因素的变化无疑都会影响到长篇小说的创作和生产。但是从文学创作的本质来看,决定创作结果的关键因素还是在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身上。从这个角度观察,当下长篇小说创作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一些作家进行创作的动机和节奏比较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出版市场的需求、各种评奖评优的风向、各种资金扶持项目的召唤,以及读者情绪价值的吁求,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这些作家创作中的重要驱动力。多数出版机构常常把“冲奖夺杯”当作原创文学出版的第一目标,甚至是硬性任务;题材先行、主题先行,以及作家的写作方式是不是现实主义,也都因此成为出版方选择作家作品的重要依据。如果说出版社重视“冲奖夺杯”尚情有可原,那么作家若也把“冲奖夺杯”当作创作的最大目标,就免不了有舍本逐末之嫌。获奖当然可以是作家的梦想之一,但比获奖更重要的还是文学本身,比获奖更值得追求的还是创作出一代代读者喜欢阅读的优秀作品。
大约二十年前,一位旅居美国的华人作家曾经提出“伟大的中国小说”概念。在他看来,“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应当深刻、丰富、真切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我们可能不会完全同意这位作家对“伟大的中国小说”内涵的界定,但毫无疑问,每一位有抱负的中国作家都应该怀有写出“伟大的中国小说”的理想,都应该把追求卓越、攀登高峰作为自己创作的根本遵循。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做到“用写几本书的精力去写一本书”,而不是急功近利地“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去写几本书”。
二、每年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可谓成千上万,但是很多作品停留在对种种表象经验的表达,而缺乏对时代生活、历史生活,以及具体人物生活的深层问题、深层冲突、深层真实的挖掘、体悟和表现,缺乏对不同个体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和精神状态的精准刻画,缺乏对不同世界观、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共存与冲突的深刻想象和探究。很多作者急功近利地抢占题材和素材,满足于对所书写对象——人物、事件、社会、地方史——浮光掠影式的观察、了解和认知,而不能真正沉潜到所书写对象的内部,与所书写对象同频共振、产生共情。这种创作状态产生的结果是:作品的语言往往缺乏个性、张力和想象力,作品本身普遍缺乏精神和情感上的感染力,作品的价值和成就也不是体现在艺术上的成熟和创新,而是体现在作品所追踪、所反映的时代素材和表层现实经验上面。实际上,优秀作品的原始素材往往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需要经过作家独具个性和创造力的想象的孕育,才能最终转化为比较理想的创作构思和创作成果。
三、改变和影响人类现代社会生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些因素不仅给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而且潜移默化地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早已习惯、甚至熟视无睹的东西,比如许多领域的科学,比如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技术手段,等等。用阿来先生这几年经常提到的一个观念来说,就是: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科学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创作不应该停滞在传统的人文、伦理、情感经验和个人感知的书写上面,而是应该打破传统文学经验的局限,融入更多科学的维度,对影响和改变人类生活的科学和技术,对影响和改变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的诸多事物做出回应。在这些方面,长篇小说创作还有非常巨大的空间可以突破,可以探索。国际上已经有作家在这方面做出了成果显著的探索,比如英国作家萨曼莎·哈维描写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遥望地球的小说《轨道》;我们期待着中国作家也能写出同样具有突破性的作品。
四、可能是受根深蒂固的严肃文学观念的束缚,近几年,比较严肃的长篇小说在类型上显得路数单调、不够丰富,写作题材、写作方式、叙事技巧也常常呈现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同质化和雷同化尴尬;许多作家似乎缺乏打破所谓严肃文学与其他类型文学(如科幻小说、犯罪小说、穿越小说等)之间界限和壁垒的勇气,缺乏开拓具有创造性的小说样式的探索精神。这种现象与读者阅读兴趣的多元化之间当然是有矛盾的。在国际上,跨越严肃文学与类型文学界限的杰出作品并不鲜见,杜仑马特、阿特伍德、萨拉马戈、石黑一雄、托卡尔丘克、大卫·米切尔等作家,也都因此而奠定了他们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新世纪以来,随着人工智能的狂飙突进,随着高端科技的不断涌现,随着经济富足带来的两性疏离,文学创作除了探索和表达已知的世界、已知的历史,除了探索和表达具体人的复杂内心与情感世界,也需要关心人类的未来,关心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无垠宇宙中的未来。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家也可以解放文学观念,将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与具有丰富科学含量的“天问”结合起来,与关于其他社会形态、关于未来世界、关于太空和外太空世界的超越性想象结合起来,从而创作出引领国际文学潮流的新文学样式和新文学精品。
五、任何一部作品在创作完成之后,都会有如何面对读者、面对市场的问题。在“Z时代读者”成为文学阅读主要群体的背景下,作家和专业评论家也需要适应时代变化,更新交流方式,学会与读者面对面,学会在交流中满足读者的情绪价值,进而通过拉近作家个人与读者的关系,来拉近作品与读者的关系。
-我已经到底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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