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有两座哪吒庙，一座在柿山，藏在荔枝林深处，红墙青瓦，檐下旧匾字迹斑驳，像一位隐逸的老者。一座在大三巴，歇山顶，青砖墙，立在巍峨的西式石坊旁边，像一位沉默的卫士。

柿山那座我去过。山路崎岖，南国的湿热裹在身上，青石阶被岁月磨得温润，走上去要半个时辰。那天我拾级而上时，正遇见何婆婆坐在庙前的石凳上歇息。她拄着拐杖，布鞋上沾着新泥，应是走了远路来的。见我走近，她并不避让，只微微侧身，目光投向远处灰蓝色的海。我顺势在她身旁坐下，递过一瓶水。她接过去，笑了笑，眼角的皱纹里藏着说不尽的光阴。“从大三巴走到这儿，可真远啊。”她轻声念叨，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何婆婆说，她小时候常听奶奶讲那个故事。三百多年前，柿山柿子熟透的秋天，一个叫阿华的男孩从树上摔下来，树下闪过一个穿红肚兜的孩子，扬手抛出一道红绫，轻轻托住了他。等村里人赶来，那孩子已无踪影。有人说，是庙里的孩子显了灵。于是大家凑钱，在柿山盖了第一座庙。她当故事听的，没当真。后来奶奶又说，又过了些年澳门闹瘟疫，大三巴一片哀声，柿山却安然无恙。大三巴的人也要盖一座庙。那孩子托梦给建庙的师傅：盖简单些，青砖就行，不用天井，旁边种棵榕树。和那边的石头牌坊站在一起，一东一西，好看。

直到几十年前那个春天，瘟疫来了。她抱着高烧的孙子，跪在空荡荡的街上哭。整条街的人都病了，她是最后一个还抱着希望的人。那一夜，红光入梦，一个穿红肚兜的小孩站在她面前，告诉她：柿山有泉，采紫珠叶、半边莲，文火煎服。她醒来，孙子的额头真的凉了些。她跌跌撞撞跑向柿山，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再跑。“我跑的时候就想。”她说，声音有些颤，“原来奶奶讲的那些，都是真的。”那泉水救了她的小宝，也救了半个大三巴的人。后来乡亲们说要在大三巴也盖一座庙，让那小英雄离他们近些。消息传来那天，她跪在柿山庙前哭了很久——她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担心那小英雄会忘了这里。

“您信那些故事吗？”话一出口，我便觉得有些冒昧。何婆婆没回答，只抬手指了指檐下的风铃。风吹过，叮叮当当响了几声，清脆得像是穿透了时光。“你听。”她说：“像不像小孩在笑？”我侧耳细听，并未听出什么，只听见风穿过荔枝林的沙沙声。她也不等我，拄着拐杖慢慢走了。走到柿子树下，她回过头来，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信不信的，反正三百多年了，两座庙都还在。树也在，风也在。那孩子在不在，有什么关系呢？”

她走了。我站在庙前，站了很久。风又吹过，风铃叮叮当当地响。这一次，我好像真的听见了什么——像是有孩子跑过石板路，又像是谁在远处喊了一声。我不确定。但从那天起，每次路过这两座庙，我都会停下来，站一会儿，听听风。

如今，两座庙依然立在澳门。柿山那座藏在山林里，带着人间烟火；大三巴那座守在牌坊旁，任游人如织。夜深人静时，两座庙之间仿佛有什么在轻轻回荡，像一盏灯，回应着另一盏灯。那个穿红肚兜的孩子，或许从未存在过。又或许，他一直活在每一个愿意伸手的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