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缘由地想起故去多年的三爷来。

他和我的爷爷同族，平辈，排行三，我爷爷行四，到了我这一代，血缘关系已经很淡薄了，只是逢年过节按乡俗去行礼，上坟烧纸的时候才相见。

也许在爷爷的心底里，他的这个家门户族的堂哥也并不是多么亲近的人吧。毕竟，爷爷年轻的时候，是给王姓的地主拉长工，干粗活，栖身的茅草屋，是靠在他三哥家的大土堡脚下搭建的，穷富差别应该是心上一道越不过去的坎。

三爷小的时候是个少爷，家有良田数百亩，耕地黄牛几十对。他所住的那个黄土筑成的庞大堡子开南门，门楣上镶嵌着一块大青砖，上面雕刻着“耕读传家”四个字。就是因为这样一座大堡子，所以连同我们庄子都叫作李家堡子，直到现在还是这个村名。

三爷一直都是个读书人，从村里的私塾念到镇上，又从镇上考到县城公学，最后直接到了甘肃省平凉专区的柳湖师范。爷爷跟我说:“那时候念书的都是有钱人，把书念成，全靠银子往起堆。你三爷在柳湖师范念书，走的时候都是三头驴。一头驴他骑，另一头驴驮银元，还有一头驴你大爷骑。到了学校，把毛线口袋里的银元倒空了，你大爷再把驴吆回来。”

但在我少年的印象中，三爷同爷爷一样，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社员，而且好像从来就没年轻过。

北方的隆冬是酷寒的，积雪很厚，往往一夜过去，雪就深达膝盖。薄衣单衫，没有暖帽和棉袜，光席上被筒里的那点温暖，在黎明的前夜里，简直就是上天赐福。而往往在这个时刻，就会响起三爷打着寒颤的呼叫声：“收尿了，起来倒尿。收尿了，起来倒尿……”

他穿着破衣烂衫，腰里缠着草绳，为了御寒，胸口那里填着一些干燥的麦草。扁担两头挂着两口大罐，一只罐装着在各家各户收集来的尿液，另一只罐里，却是他一路走来铲拾的粪便：牲口粪、狗粪、羊粪、猪粪。我因为每天要起早走十多里路去上学，因此倒夜壶的事基本上都是我。

担尿罐的三爷，是有积肥任务的。走家串户把尿液收集完，把村道巷口里的粪便铲拾干净，就担到生产队的饲养圈，倒在粪堆上，用黄土覆盖好，然后钻进牲口圈旁边的小房子里，和当饲养员的爷爷、也就是他的堂弟，围着黄泥小火炉，炖一盏滚烫的罐罐茶，暖暖身子。

“人是落了难了。念了一肚子书，却没有想到成了个收尿尿的人，那么多的银元都白花了。”爷爷悄悄告诉我：“你三爷从柳湖师范毕业后，原来是在城里的武庙小学教书的，不是个举人，也该是个秀才，现在下放回村，成了个担尿罐的人了。人啊，真是几十几节活呢。”

普通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由自己掌控，而是在时代的洪流中，像飘落于流水中的一枚树叶，被裹挟、被冲刷、被淹没，随波逐流，存亡未知。所以我绝对想不到，我会和三爷成为同事，在同一所学校供职。

我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县城二小，三爷在同年落实政策，重新回到了原来任教的学校。一切都好像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改变了的只是学校的名称，原来的武庙小学改名城关二小。但是像三爷这样民国时期师范的毕业生，又在乡村改造了多年，已经不适宜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了，只能干一些后勤保障工作，三两年后就办理了退休手续。但是他害怕或者不愿回到乡村去，就又返聘干起了门卫，并把我三奶接到了城里，把两个孙子也带到了学校，供养着念书。每天乐呵呵地按时掀动电铃，上课、下课，在报刊上用铅笔写上各教研组的名称，一叠一叠分好，楼上楼下地分送。

将要进入九十年代了，学校拆除了家属院，实施教师“安居工程”，国家补贴，个人集资，盖家属楼，但三爷没有报名参与。

有一晚，我到门卫室去，三爷一个人枯坐。那时候家属院已经拆除，三奶和两个念书的孙子都租住在校外。我问三爷：“怎么不报名集资？即便您老了回村，楼房可以出售，也可以留给孙子住啊。”三爷苍然地说：“没钱，娃娃。”我说：“你一个人挣着双份钱，哭啥穷呢？我又不向您老借钱。”三爷抬眼看了门卫室外一眼。室外是漆黑一团的夜色。突然，三爷涕泪并流，凄然地说：“娃娃，你不知道，爷是真没钱，我被人骗了，攒的几个钱，被骗了个一干二净。”

原来，暑假的一天，寂静的校园里，走进来一个满脸凄容的年轻人，说是东山里的，带父亲来县城看病，钱花完了，病没看好，急需用钱。家里过去是个大户，藏着一些“袁大头”（银元），有六十多块，到银行去兑换，价格太低，明显吃亏。看三爷想不想要。三爷让他拿出来瞧瞧。又是牙咬，又是指弹，又是吹气后放到耳朵边听那“铮铮”的白银的微响。最终，三爷取出了所有积蓄，买下了68块银元。

“真是会水的鱼儿被浪打死，常年打的咕噜雁，最终叫乌鸦叨瞎了眼。做得太真了，太像了，结果没有一块是真的，全是假的。”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三爷脸上有笑容。